邵光亭：高考选拔与科举取士 中国教育导报

作者简介:邵光亭,知名学者、经学史家,书法家、画家。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教学与传播工作,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典哲学、史学、经学、书法、绘画等,在诸多研究领域皆卓有建树。

很多人喜欢拿现在的高考和古代的科举考试相比较,其实,这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简单地说,高考是入学考试,科举是入职考试,虽然都是选拔性考试,但是中选的结果有本质区别。

“科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士,西汉开始出现的察举就属此类;狭义的科举,指的是隋代以来设立的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科举制的起源到目前还是学界的公案没有定论,大体归纳,观点大约有十余种之多,有始汉说、始南北朝说、始隋说、始唐说、兼顾始汉与始隋说等五类,令人莫衷一是。

明清时期,“科举”一是指准备参加乡试的科举生员,二是指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任予官职的制度。府、州、县生员的选拔和招收录取是这一制度的基础,只有科举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明清小说中有大量关于“科举”的描写,如《金瓶梅词话》第56回谈及温秀才,说其宗师提学陈正池“十八岁科举,中壬辰进士”,这里的科举就是科举生员的简称,生员又分为增广生员、廪膳生员、科举生员等几个层次。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举主要是指定型后的制度体系,与前代相比,明清时期更为复杂严密和成熟,相当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采用八股文取士,在明清两朝合计500多年中一以贯之,很少变化。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说:“中国仕宦,出于科举。虽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权者,必于科举乎取之。”可见在古代,科举是绝大数读书人入仕做官的唯一通道。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的名称和科目设置多有变迁,如唐代科举制包括了秀才、明经、进士等常科和“待非常之才”的制科,隋代的秀才与明清的秀才含义也不一样。隋代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对于科举的贡献却非常巨大,进士科考试就出现于隋代,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武德四年,唐高祖下敕开科举,次年十月,各州共推举出明经143人、秀才6人、俊士39人、进士30人,最后录取秀才1人、俊士14人。唐高宗时期的进士考试加试杂文,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的科举改革开始推广糊名法和誊录制,一直到北宋,一切以程文定去留,成为历代沿用是常态。后来进士科发展成为科举的惟一常科,由“分科举人”逐渐走向“进士科举”,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巨大。

高考从本质上讲是高校选拔学生的教育活动,是学生由高中阶段向大学阶段前进的一个环节,与学生以往的考试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高考成为对社会许多方面皆有深刻影响的社会现象,被视为社会分层和向上流通的基础。人们之所以习惯性的把高考和古代的科举联系起来,就在于高考扮演的“知识改变命运”的角色。以全民性的诚挚和热情,关于高考状元、寒门出贵子等话题总能掀起一轮又一轮的舆论狂潮,让人既眼花缭乱又感慨万千。目前的高考已经不仅仅是教育的事情,已经变成一种包含许多非教育内容的社会性活动,温情地上演着当代的范进、孔乙己现象,用美丽的口号,粉饰应试教育的事实。

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人民共和的建立,消灭了阶级和身份分层意识。但是随着高考功利内涵的不断膨胀,某种程度上重新唤醒或者说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意识。那些通过高考能够进入名牌大学的学生,不仅在读书期间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且在以后的工作中也拥有相对更多的机会和资本。高考的弊端不仅仅是把普通教育演变为应试教育,也导致平等、和谐等观念的扭曲。由高考而引申出来的产业链条,在教育领域俨然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其聚财能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大大增加了普通群众的教育成本。每年高考期间,可以说是兴师动众,交通、城管、教育、公安等部门甚至要全力出动,以保证高考的顺利进行,老百姓戏称为“黑色六月”、“考试崇拜症”。有人说,“高考现象是一项纠缠了多种复杂关系和逻辑的社会难题”,社会大众把高考与“成功”联系起来,实则扭曲了高考单纯的作为高校选拔学生活动的本质,而成为类似于古代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台阶和工具。

把高考与科举等同起来,折射出当前教育领域浓厚的功利色彩。教育的本质是让人成为人,培养学生正确的思想观念,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个体生存的需要。教育的品质应该是淡泊名利,如果一切以“应试”为中心,承载过多的功利性要求,演变为社会性的逐利现象,则并没有跳出“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封建藩篱,与宗旨自相对立,变成激励功利和庸俗意识的同谋。

封建科举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既有维护统一、普及文化、取士唯才、鼓励向学的积极意义,又有压抑个性、忽视科技、官僚主义、极端应试等消极影响。相比之下,高考由于承载了太多的非理性的负担,也不断暴露出问题。

“凡国之大柄,莫先择士”,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科举是国家取人材第一路”,影响重大且利弊都十分显著。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科举一直占有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是一种高厉害、高竞争、高风险的选拔性考试,一旦登科及第,便风光无限。何德刚的《客座偶谈》卷二中曾说:“科举时代,粉饰太平,所谓英雄入吾彀中是也。大抵利禄之途,人人争趋。”一部科举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竞争史,一部读书人的喜乐哀怒辛酸史。“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在中国古代,参加科举是获得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是历代盛行的劝学格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前后的巨大反差,正是“中举效应”的生动写照。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受名利的驱使,许多人努力向学,勤苦读书,但是能及第或中举的机会却很少。据统计,有明一代(1368—1644)二百七十余年间,总计取进士89科(洪武三十年2科,崇祯十三年1科)。一共产生了多少进士呢?根据考证,明代89科共录取进士24595人,如果按照现在高考每年一次来算,相当于每年录取的人数不足百人。补充一点,历代有文进士、武进士;唐宋有诗赋进士、经义进士;清代有翻译进士,清末还有经济特科进士等。经过考订,清代文进士总数是26849人,与明朝相差不多。科举时代考试录取率很低,清代许多省的乡试录取率只有1%～3%,“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起自垄亩,从草根阶层跻身主流社会的只是少数。科举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确实有限。

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后,开始会试录取环节实行分省制。据光绪十二年(1886)清礼部衙门编纂的《钦定科场条例》所载康熙五十一年上谕:“各省考取进士额数,或一省偏多,一省偏少,皆因南北卷中未经分别省分,故取中人数不均……贫士自远方跋涉赴试至京,每限于额,多致遗漏。朕深为轸念。自今以后,考取进士额数不必预定……朕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额数。”进士的分省录取原则,和现在高考分省制定招生计划颇有类似之处。只是在当时,具体录取人数由皇帝根据礼部上报的各省实际进入考场的举人数量,在每科会试时临时钦定。而且“分省中额”只是会试预录取人数,它和实际取中贡士的人数、参加殿试的贡士人数,以及最终传胪钦赐进士的人数都可能存在差距。

“会试”被录取称之为“贡士”,然后还需要再参加“殿试”,经过“钦赐”“传胪”,确定名次才能最终被称为“进士”。清代科举制度规定,皇帝亲策于廷,即通常所说的殿试,得中者分一、二、三甲等。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严格来说,只通过了会试而没有参加殿试的贡士、博学宏词科、钦赐进士、明通榜进士、中正榜进士等,有的虽然也以进士相称,但实际上都不能算是进士。可见在古代,获得进士身份是多么的不容易,也足见进士的含金量有多高。进士登科及第即可授予官职,更是现代高考所无法比拟的。

每年的高考季,高考状元都是舆论关注的热点。在古代状元本是俗称,到明代才开始有定制。明代状元及第后,直接供职于翰林院,从修撰(从六品)起步,循序升迁,最终有望进入内阁。同其他进士相比,状元的仕途起点较高,前程也更为远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科举中举的含金量比现在的高考、公务员考试要高得多,公务员考试通过不过是普通的科员,以应届大学毕业生为例,杀出重围,再通过试用,一般至少也在22周岁。按照规定,从科员升至副科级最快要3年,然后再有3年到正科级,即便不止步,正科到副处、正处至少又得奋斗7年,假设一切顺利,晋升为正处最起码35岁了。

回到正题,明代的翰林院是国家储备人才的所在,不轻易授人。翰林院的官职大体分为三类。一是正官,包括:学士一人,正五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二是属官,包括:侍读、侍讲各二人,正六品;《五经》博士五人,正八品;典籍二人,从八品;侍书二人,正九品;待诏六人,从九品;三是史官,包括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在明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翰林官虽然品级不高,但与皇帝、内阁的关系密切,仕途远大。在明朝,一甲进士三人及第后直接供职于翰林院。翰林官员的升迁,名义上不经吏部铨衡,而由皇帝亲擢。明代正德、嘉靖以后,内阁官员“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其地位已相当于宰相。供职于翰林院,是成为内阁大学士登上明代政坛顶峰的必由之途。明代89名状元中,入阁辅政者有17人,入阁比例达到19%,入阁者即同于宰相。翰林院人才济济,榜眼、探花、庶吉士,个个都是人中翘楚。在二甲进士中,还会选拔少数年轻而才华出众者进入翰林院庶吉馆学习,称为庶吉士。庶吉士学成期满,经过考核,优秀者有资格留在翰林院,担任编修、检讨等职。庶吉士作为翰林院的后备人才,也受到追捧。

总的来说,科举的实施扩大了受教育范围,促使教育机会下移,养成了中华民族重视文化的传统。“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只要有一线希望成才,父母即便含辛茹苦也要送子就读。一直到今天,这种风气长盛不衰,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之一,有力地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中华文明的发展。

传统戏剧和小说对科举制进行了大量的渲染,“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需要多大的毅力和恒心!无论是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还是单纯为了出人头地光耀门楣,能够十年寒窗苦读,不畏旅途艰辛,长途跋涉到京城赶考,本身就是身心的巨大考验。相比之下,现在的高考对学生造成的压力则要小得多。

当然,在多数人眼中,科举制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禁锢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是过去中国腐败落后的重要根源。透过《范进中举》《孔乙己》等文学作品,人们对于科举制的印象多是负面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对于科举制不能片面的理解。贫苦的读书人靠自己的才学,通过刻苦攻读参加考试而改变命运是好事。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只是虚构的文学形象,其可笑不能掩盖科举的真实面貌。个别“专家”批判科举制,说明清乡试“每场考三天两夜,三场共十二天六夜”,考生被锁在狭小的号舍中苦不堪言。事实上,每场考试只有一天,包括入场、考试、出场总共不过两天,至多两天半时间。

科举不是妖魔鬼怪,不是洪水猛兽,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科举制不是教育制度,而是中国古代“衡文取士”的官员选拔制度,并不排斥功利化。而高考则是单纯的为高校选拔学生的方式和制度,不能演变为与利益密切联系的逐利活动。高考成功者看上去似乎前程远大,高考失败好像就前途渺茫,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观念,不利于教育的发展和进步。作为教育活动的重要环节,高考应该完全忠实于教育的宗旨和目的,为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形成服务。

社会应该理解和信任教育,相信教育本身的崇高境界和优秀品质。我们应该从对高考的关注,转到学生良好修养形成上来,以更加理性的态度,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不懈奋斗,立足于“培养人才”,把主导权还给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