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见
血脉里的原罪
今天我们来谈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一个世纪前鲁迅、胡适他们谈论这个话题，历史的情景已经完全不同了。那时候，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已经到了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的尊严降低到狗以下的位格。知识人在危机的漩涡中焦灼地寻找民族落后的原因，从外国的船坚炮利追溯到本国的文化血脉，把整个国家的失败归结为文化上的劣根。现在看来，他们确实发现了传统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在那种历史情境下，这个方面被无度地夸大了，以至于看不到自家文化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在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看来，我们的文化是有毒的，用鲁迅的话说是吃人的。在五四运动中，作为民族血脉的文化成了民族的原罪，圣人孔子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他要为死后数千多年的国家命运负责。许多激进的学人甚至主张全盘西化，给这个民族来个大换血。没有什么好说的，胜者为王败者寇，你失败了，说明你的一切都是错的，二千多年的领先也抵不了二百年的落败。这种血脉里的原罪感一直伴随我们走到二十世纪的尽头。
如今，站在新世纪的坡地上，我们可以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首先，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中国近两百年积贫积弱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其次是我们对西方社会与文化以及整个世界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发现许多它们存在的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三十年来，特别是最近的十年间，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崛起，成了一个经济大国，国家的崛起给我们脚底下垫了些硬东西，让我们有了高一点的姿态。与此同时，国家的崛起也引起其他地区人们的不安，原来在全球利益格局中占尽便宜的西方社会，担心他们的好日子要到头了。美国总统就曾经露骨地说出这一点。此外，随着国力的增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咱们不仅要治国，而且还要平天下了。但是，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船坚炮利，没有多少精神层面的建树与贡献，你干预这个世界就让人不放心。我们国家崛起是不是止于物质层面，在文化的层面我们有多少财富珍宝可以提供给全人类分享？这是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
许多年来，我们经常看到对中国人的描述是 ：黄皮肤、黑头发、龙的传人。这只是对中国人生物属性的一种形象描述。实际上，这也是对亚裔黄种人的描述，同样适合于越南人、日本人、马来人。随着国际移民浪潮日甚一日地蔓延，将有更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生活在美国、欧洲，并且入乡随俗地融入当地的文化。也有更多不同肤色的人到中国来生活。在这种情形下，生物学上种族的分际逐渐淡化，中国人的概念除了国籍意义之外，更多是文化上的意义。当你说出我是一个中国人时，除了说你持有中国国籍外，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身份，你是浸染了中华文化的人，你的精神里流淌着中华文化的血脉。然而，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内涵修养，却不是很多人说得清楚的。
上百年来高山仰止朝拜西方的结果，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了解甚于本国文化家底。我们对法国十九世纪文学的了解甚至超出法国人，我们对美国民主的认同甚至超出了美国人，差不多成了“抛弃自家无尽藏，沿街持钵效贫儿”的人，忘了自己是谁。
中国文化的基本理路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自然想到博大精深这个词，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只是各种知识学说的堆积，它有十分清晰的理法、心法和行法。
基本理路框架
尽管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香火传承不断的国度，国学的典籍浩如烟海；尽管在中国文化的源头，有诸子百家争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数千年的流变中，又吸纳和衍生了一些学说流派，但都可以纳入一个基本的框架体系里。这就是《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系谱。
中国传统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古典人文主义，它的理路是循着人的生命在世界之中展开而展开的。在先哲们看来，人生在世界之中的展开有两个向度：一是作为生命个体内涵的展开，即关于生命属性的表达、开显与完成；一是作为社会存在在人世间的开展，包括人在社会之中所要参与的各种活动、所要成就的各种事务以及所要承担的责任，等等。前者属于内修的范畴，关乎做人的内涵；后者属于外治的范畴，关乎做人的外延。内修是一条纵向的轴线，外治是横向轴线，将这两条轴线架构起来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坐标系统，我们中国人就是在这个坐标系统里来安身立命，并且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的。
按照《大学》的阐述，儒学的基本体系，包括三纲八目。 所谓三纲，说的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它既是《大学》的主旨，也是儒学的基本要义。《大学》开宗明义地提出：大学之道，就是要将天命赋予人性的隐秘的、内在的、深沉的品性揭示、开显出来，使人不断获得精神上的自新，次第超越不同的生存境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尽人性的可能性，把人给做透，做到极致，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圆满境地，成为一个神圣的人。从而推己及人，次第开展，照亮社会，让所有人都能够实现人性的圆满，建立一个人人皆是舜尧的大同社会。因此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升华人性，使之神圣化，达到完美的境地。所谓圣人，不是一个超人，而是一个达到人性完满境地的人。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有着极高明的人文指向。
《中庸》开篇指出：天命之谓性。所谓人性，是天命给予人的禀赋内涵。我们知道，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讨来的，它是被给予的礼物。一般认为是父母的给予，但在中国传统思想里，给予者还包括天地、日月、山川、草木，等等。因此，人出生在什么方位、时辰、环境都相当重要。儒家有“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佛家则有缘起“重重不尽”的表述，对一个人生命缘起的追溯，最终指向无限的事物，指向万物离形去知、同归于尽的道，或者说法界。作为被给予者，我们有义务将这个礼物打开，完整地接受给予者的恩惠，不能轻易地糟蹋它，辜负这一份深远的情义。
按照这种理解，人性是有深度的领域，尽管传统思想里存在着诸多分歧与争议，但其对人性的理解大体可以分为身、心、性三个维度。身体维度指的是身体组织器官及其功能属性，包括各种本能欲望与意识，在这个层面，人的存在看起来是一个个相互分离的个体。这个层面上产生的障碍为生理病；心则是意识后台感而遂通的深层觉性，是一个人的神明，西方心理学中的无意识都属于这个领域。这个层面上出现的障碍为心理病；性则是生命的本源，是生命与万物打成一片、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地，属于道的范畴。道家所谓万物与我同根，人人与我同体，指的不是身的层面，而是性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出现的障碍为性理病。将身、心、性三个维度合并起来，就是性命的概念。古人喜欢用这个概念来谈论人的存在，其意涵比生命更加深邃。
就性命的深度而言，如果用水来比喻，可以这么说：身体层面是地表水、下游水，心层面是地下水、中游水，性的层面是矿泉水、上游水。我们通常谈论的人性，主要是在身体功能欲望和显意识层面，后现代思想基本上只承认这个层面存在的合理性，普通人的生活也只是在这个层面上展开。也就是说，我们属于喝地表水、下游水的人。我们喝不到洁净的矿泉水，喝不到生命的源头活水。在这个意义上，生命这个礼物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将它完全地打开，穷尽其内在的宝藏。在通常情况下，它都是一种被恣意暴殄的天物。
修身所修的不仅仅是身体，而是整个身家性命。其意义在于人性的完成，或者说在于更加深入地挖掘并且穷尽人性的内涵，实现人天之间的本源贯通，这是每一个拥有生命的人义不容辞的义务与使命，关乎生命的尊严与高贵。没有自觉努力去探问生命的底蕴，是对生命的玩忽职守；没有把人做足做透，就撒手人寰，不管活得多久都属于夭折。按照这种指向，我们这些只是半拉子、半吊子的人，是未完成品。法国思想家卡缪很欣赏古希腊诗人品达的名句：我的灵魂并不追求永恒的生命，而是要穷尽可能的领域。但他所要穷尽的并非中国古典思想中“道通万物而为一”的内涵，而是一种外延上的可能态。
儒家的“三纲”主要指向修身的一极，八目是指为实现“三纲”需要修证的功课，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于“独善其身”的内修范畴；后面三目“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兼善天下”的外治范畴。在整个体系中，修身是一个基本点，或者说支撑点：“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不论身份地位如何，都必须以修身为做人的根本，在社会场景中做事，只是做人的一种方式，其目的仍然是要把人做好。比起社会场面上的轰轰烈烈与青史留名，人性的完成是更加庄严的使命。在儒学中，修身是起点，也是终点。儒学的三纲，都落实到人性的开显与完成，最终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修身的一种社会途径，也是人性修养成就的一种顺势延伸。
数千年来，人类曾经构建过多种理想社会的模式。有的是物质丰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有的是人人平等自由，没有阶级压迫，没有威权束缚。但所有这些乌托邦的形态，不仅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而且立意都不及儒家的大同社会那么高超。大同社会是人人都达到人性完满、人人皆是圣贤的社会，这是通过财富积累和权力分配都无法达到的。物质的丰饶可以经过各尽所能逐步实现，但如果人类的欲望无限膨胀，按需分配就难以做到；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人人平等完全可以做到，但自由度就必须相应地缩小；如果人人都享受没有外在约束的自由，平等也就随之丧失，自由也将互相抵消。
尽管内修外治这个体系是由儒家归纳出来的，但各家各派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统中找到相应的位置。在先秦百家中，道家更加注重内修的一维，外治的方面主张无为而治；法家注重外治的一维，对内修不甚了了。因此法家人物往往善于谋略，心狠手辣，少有正人君子。诚如荀子所言，各家都有所偏颇，蔽于一曲，只有儒家最为中庸，最为全面、周正，具有宽阔的包容性。
完备的人生坐标与价值体系
儒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编制的这套坐标体系，也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体系，到了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完备和合理的。与儒家相比，人类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坐标体系都显得向度过于单一和偏颇。
与中国同属于东方文明古国的印度，其文化价值带有强烈的出世倾向，偏于内圣的一极，散发着浓郁的山林气息。这是一个出圣人的地方，人们向往神圣生活，一心想着脱离大地尘土，投奔梵天净土，进入彼岸世界，对于现世的福祉失之漠然，对于修身之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功不甚用心。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心惦记着死后到哪里去，不打算好好过人的日子。因此，社会的治理方面积弊甚多，天灾人祸时有发生，不是火车出轨，桥梁倒塌，就是公共汽车上轮奸。顾了一头顾不了另一头。
近代文艺复兴之后，世俗化浪潮汹涌澎湃。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美国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开始席卷全球，最终演化成为一种消费主义，从对物质的消费到对身体的消费。这种将越来越多的人裹挟进去的价值体系，强调人对物质利益的拥有与消受，和人在世俗社会层面的成功，缺失人性的升华与超越的要求，没有给出人生的精神出路，解决不了人存在的终极问题，显得过于局促。它高扬自由的精神，却没有给出止于至善的归宿，而没有精神家园之归宿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流浪。自由是一种追寻目标必需的工具，而不是最终目的。这种单维的价值体系，偏于外治的一极，将人生导向外在的物质利益的追逐与争夺，陷入无休无止的纷争与烦扰之中。这种世俗主义，一度被视为是对人性的解放，其实却压抑了人性升华的愿望，封锁了精神的天空，将人性导向身体的维度，让人往低处走，所以才有尼采对过度人性化的批判，和关于超越人的追求。而那些对人性高尚有所向往和追求的人，只能通过宗教的方式去探寻。现代西方，形成了世俗消费主义与宗教神学并行不悖、井水不犯河水的格局。
二十世纪后期泛滥起来的西方后现代思潮，基本上取缔了人精神性存在的合法性，在其理解范围内，人性只剩下身体这最为粗重的维度。以身体为胃口去消费事物，同时把身体消费掉，这样就算把人给做完了。在肉体的死亡面前，人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于是身体的消费成为最后的狂欢，最后的晚餐。
儒家的价值不单指向内圣或外王的一极，而是指向内圣与外王之间的中间路线，其学说克服了各种价值体系的偏颇与缺失，涵盖人性与社会，神圣与世俗，显得全面而完满，体现了中庸之道的宽坦大度。
儒家的价值体系不仅内容完备，而且进学的次第十分清晰，适用于各种不同身份阶层的人。任何一个人，不论处于什么地位，在人生的进退沉浮之中，都可以从这个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和开展的领域，获得一种清晰的方向感。对于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他必须从修身着手，在不断充实其人性内涵的同时，逐渐扩大自己人生的社会外延。尽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进入权力中心，参与治国平天下的决策，但他们可以踏踏实实地修身齐家，以这种方式来尽一个人对天下的责任，完成一个人对自身的使命。甚至一个无家之人，或是出家之人，也可以专心致志地修持，开显人性，完成人格，企及止于至善的境地，成为圣人贤者。依照这种体系，人在任何境遇中都有人可做，都有可以成就的东西，不至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于绝望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