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实践及其历史启示

邹汉阳

[摘 要]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自身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凝练出“增强党性”的政治议题。“增强党性”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必然，也是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现实要求。以《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颁布为代表，“增强党性”的政治实践逐渐展开，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和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增强党性”的实践为当前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历史启示：第一，增强党性不是空洞的政治要求，必须时刻以问题为导向；第二，增强党性不是机械的组织纪律，必须真正建立党员的思想认同。

[关键词]党性；列宁；党的建设；党员认同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1-0023-03

延安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武器的列宁党性思想逐步进入中共领导人的视野，并被凝练为以“增强党性”为代表的政治议题，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大事件。“增强党性”的提出，标志着“党性”中国化的开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如何适应残酷革命形势、担负伟大历史任务的思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党建国家的进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要建设稳固的国家政治秩序，首先要建设坚强的革命政党。时至今日，党性问题都是关系到党的组织、宣传、纪律和作风的核心问题。认真研究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增强党性”的历史经验，对新形势下应对各种新的反党性倾向，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中，“党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它在延安时期开始成为党内话语中的高频词汇，并逐步形成以“增强党性”为代表的政治议题和政治实践，从而极大地传播和扩散。“增强党性”的提出，具有以下两方面的背景。

（一）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发展列宁党性思想的必然结果。列宁党性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紧密围绕政党的组织。他将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以无产阶级立场为核心的党性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以布尔什维克政党组织立场为核心的党性思想，把党性的内涵进一步从阶级自觉明确为组织自觉。如果说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使得工人政党区别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那么列宁提出的组织意义上的党性则使得布尔什维克政党区别于同样宣称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列宁对政党组织的高度重视，是关于党性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改造，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深刻的理论问题，比如工人政党的阶级立场和组织立场的统一性问题，还比如工人政党内部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性问题。工人政党的无产阶级立场标识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民主性，即只有代表全人类的普遍利益才能实现本阶级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阶级的组织立场却可能孕育出一种强大的集中性，任何的组织行为都必然导致权力的集中和统一分配。在工人政党的内部如何平衡民主和集中的要求，这是列宁式政党经常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列宁党性思想中的核心问题。阶级立场和组织立场看似不同却深刻一致，民主和集中看似冲突却内在统一，这种一致和统一的理论基点正是“党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增强党性”不是偶然，而是自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然。

（二）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提出，是中國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现实结果。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建党原则成立的，这种基于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政党形式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中国共产党人在一开始学习这一原则时走了许多弯路。在党的成立初期，党的组织发展过快，党员规模快速膨胀，组织管理过于松散，以至于在1927年国共分裂前后的混乱局势中引起严重后果。党在1927年的惨重损失，固然与路线错误有关，但是从组织角度来看，当时党中央对地方及其党员干部的控制不足也造成了组织纠错的失灵。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五大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波尔扎维克（今译布尔什维克——笔者注）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1]这一文件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探索自身的组织建设，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这一探索依然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对党内组织混乱的整肃容易过激过热，还比如片面强调对纪律的机械服从，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央与地方高级干部之间的路线分歧。这些问题不断累积，到延安时期已经形成了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和“闹独立性”现象。这些在党的组织领域产生的分散主义和宗派主义进一步延伸到党的思想领域，在组织上的“闹独立性”进一步发展为在思想上的混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今天党的统一集中，全党服从中央，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2]“增强党性”的提出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思想统一和组织稳固，以应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

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党性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对党性问题做出了深刻总结。会议最后决定委托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随后，文件的起草由王稼祥负责主持，王若飞负责执笔，任弼时等一些中央负责人做了润色修改。同年7月1日，也就是建党20周年之际，《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正式颁布，“增强党性”的大幕由此正式拉开。《决定》阐述了“增强党性”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概括了党内存在的一些反党性的倾向，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增强党性的方法，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党性”从一个抽象的理论术语转化成为可操作的政治议题。《决定》中还对“党性”的政治内涵做出了科学阐释，即“四个统一”：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统一服从中央领导，这一层内涵也成为了今后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党性的核心内容。可以说，从党建立之初，到《决定》发布的20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强调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的重要性，也出台了大量的党内文件和指示，但并没有真正把党的政治纪律性和思想建设上升到党性的高度。党员的党性锻炼也只是作为一般性党内教育来对待，仅限于支部教育和党校中党的建设这门课程的教育层面。只有在《决定》出台之后，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从党性的高度去审视在思想、组织战线中面临的各项挑战，将其视为一个系统性的痼疾而非孤立的问题，而增强党性正是打破这一痼疾的重点和突破口。也正是在《决定》出台之后，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地推动党性教育走出一般性的党校课程和马列教科书，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术语转化成党内生活中重大的政治议题和党建工程中重大的政治实践。endprint

“增强党性”是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出现严重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在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登场后，其主要的实践路径就是嵌入到此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并从思想宣传战线和组织战线两方面展开。在思想宣传战线上，“增强党性”的实践主要包括三大内容：一是牢牢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道统的指导地位，扫清党内路线分歧的残余和宗派主义的山头，为践行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奠定政治前提和理论前提；二是对新闻宣传系统内部进行彻底的改造，对《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主要党媒进行坚决的党性改造，严厉打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内一度弥漫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是建立了一系列关于强化新闻宣传党性原则的制度，建立了由中央统一领导的宣传政策，规定全国性的言论发表只能由中央授权，规定一切对外宣传必须统一于中宣部的领导。“增强党性”在思想宣传领域的实践进一步推动了其在组织战线上的实践。通过确立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发挥报纸、广播、杂志和通讯社等新闻媒体的思想整合和集体组织者功能，让全党的思想统一于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思想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纵向集中于中央、横向集中于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度，实现政党组织的有力集中，从而比较彻底地解决分散主义的问题。经由“增强党性”的政治实践，最终形成了以思想统一促进组织集中、并以组织集中强化思想统一的良好局面。

以《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的颁布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场“增强党性”的政治实践，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点经验启示。

（一）增强党性不是空洞的政治要求，必须时刻以问题为导向。无论是作为政治议题还是政治实践，延安时期“增强党性”的提出都是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在理论上，“增强党性”的提出是为了解答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列宁党性思想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困惑，厘清在列宁党性思想中隐伏的无产阶级立场和政党组织立场之间的张力问题，厘清在列宁式政党中经常会遇到的关于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张力问题。更具体地说，“增强党性”的提出是为了回答三个问题：面临极为恶劣的革命形势，所有党员的思想和行动是否需要统一、集中？统一于什么、集中于什么？如何统一、如何集中？在实践中，“增强党性”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时党在宣传、组织、纪律等领域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分散主义等突出问题，肃清宣传思想领域各种错误路线的思想残余，以更为稳妥地形成坚强的革命领导核心。正是基于这些现实的问题和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将党性的重心从列宁意义上的党组织立场转向更为集中的党中央立场。延安时期“增强党性”提出并实践的历史经验表明，不应把增强党性作为空洞的政治要求，而要从方法论的高度去思考今天我们增强党性是为了解决哪些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当前，增强党性是与担负“兩个一百年”伟大使命和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紧密相关的。我们必须思考，新的历史方位是否赋予了“党性”新的内涵？是否赋予了“党性”内涵以新的侧重？对于执政党的党性要求和对于党员个人的党性要求之间的比重是否发生着变化？我们还必须思考，如何通过增强党性来提升我们党在担负伟大使命中需要的政治定力、政治担当和政治智慧？如何通过增强党性来保证我们党在推进伟大工程中能够防腐拒变、永葆先进性？只有立足于时代的需要和问题导向，增强党性才不会被视为“紧箍咒”，而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论。

（二）增强党性不是机械的组织纪律，必须真正建立党员的思想认同。延安时期“增强党性”提出并实践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建立起广大党员的内心认同，才能够为形成全党的意志、行动和纪律统一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共产党员不能培养出自己对政党路线、政策和方针的内心认同，那么他对于政党组织的忠诚就容易变质，他对于政党纪律的忠实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党性作为一种自觉的组织观念，重在自主性和自发性。关于这一点，延安时期关于“增强党性”的许多经典文献都做过阐述。比如，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就曾强调：“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且丝毫不受任何所谓‘要尽的义务所驱使，所催迫，所束缚。”[3]《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关于“党性”提出的四大内涵首先讲的就是党员意志的统一，然后才提到行动、纪律和服从，这说明思想认同是践行组织纪律的前提。要切实增强党性，应该着手从以下两方面培育党员的思想认同。一是要做好宣传思想工作，通过正面宣传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通过思想引领应对大量涌入的外部思潮，通过舆论引导消解网络不实信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中伤，着力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并超越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担当，让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事业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上风向。二是要通过健康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党内政治生活帮助广大党员培育思想认同。增强党性是以党员个人的思想自觉为前提的，但这种思想自觉的形成和巩固也离不开健康的政治生态和组织环境。没有积极向上的政治风尚，没有全面从严的政治生态，党员个人就容易在各种诱惑面前丧失党性的思想自觉，各种反党性的倾向和行动就容易泛起。因此，要把增强党性落到实处，就必须清除孕育各种反党性倾向的土壤，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整治党员作风、严明党员纪律、形成活泼的党内政治生活。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87.

[2][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43.233.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