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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的传奇人生(二)

杨力仁五1931年至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工作遭遇灭顶之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共秘密组织屡遭破坏,中共中央机关和临时中央机关先后转移到江西瑞金,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钱瑛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注定要经历人生最严峻的考验。为了防止洪湖地区敌人的追

杨力仁

1931年至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工作遭遇灭顶之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共秘密组织屡遭破坏,中共中央机关和临时中央机关先后转移到江西瑞金,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钱瑛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注定要经历人生最严峻的考验。

为了防止洪湖地区敌人的追捕,钱瑛此时化名彭友姑,出于保密需要,隐瞒了在洪湖地区闹革命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防范措施,后来救了钱瑛一命。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钱瑛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周超英的秘书。1933年4月,周超英被捕叛变,带着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的特务去抓捕钱瑛。面对黑森森的枪口,钱瑛愤怒地冲上去打了周超英一个耳光,遭到特务们的毒打。

钱瑛被羁押在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一进门先是例行审讯,交待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职业等。接着就是搜身,特务们不仅将钱瑛身上的钢笔、钞票、钥匙等零星用品全部没收,就连她的裤带也不放过。从审讯室押送到号子里,要经过两间刑讯室,里面光线阴暗,冷气袭人,摆放着老虎凳、钉板、电椅等多种刑具,空气中仿佛回荡着受刑者的抽泣、呻吟和惨叫。

跨入牢房的瞬间,钱瑛就发现同牢房中还有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同学夏之栩。因为看守就在身旁,她俩只能佯装素不相识。夜深人静时,钱瑛悄悄告诉夏之栩:她从洪湖到上海不久,现在化名彭友姑,自稱是湖南人,没有暴露身份。她俩相互勉励,决心与敌人斗争到底。

此时国民党认为共产党大势已去,对抓捕的共产党员,将原本奉行的斩尽杀绝政策,改为诱骗自首和长期监禁。第二天一早,钱瑛被带到二楼特务股的审讯室。这间屋子的正中放了一张大餐桌,上面铺着蓝色的桌布,放有一只花瓶。正面墙壁上贴着蒋介石的戎装像,两边挂着孙中山的一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看守命令钱瑛在桌前的一张木椅上坐定,一个身着笔挺灰色中山装、戴宽边大眼镜的特务,便笃笃地走了进来,在餐桌正中的高背椅子上落座,随即开始问钱瑛的姓名、年龄和被捕前的职业。钱瑛按照以前编的口供复述了一遍,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这个特务打断了:“你不要再胡扯了,你是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周超英的秘书,你的顶头上司周超英已经向我们交待了。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承不承认,而是自新不自新。我看你也是个人才,只要你悔过自新,政府是会从宽处理,并且量才录用的。”

钱瑛一口咬定自己叫彭友姑,是湖南人,经朋友介绍给周超英跑跑腿。主审钱瑛的特务费了半天口舌未见成效,最后只好以威胁的口吻说:“你案情重大,又不肯自首,我们只好送你到南京去解决了。”敌人好像事先谋划好了,钱瑛一回到监房,掺杂在犯人中的叛徒们便故意窃窃私语,有人说:“上海的官司好打,南京的官司难捱啊!”有人说:“听说南京方面派人到德国、意大利考察,单是买回来剥人皮的机器就有几十种呢!”钱瑛对敌人的凶残早有思想准备,此刻便佯装没听见。不久,钱瑛与夏之栩被押上一节闷罐车厢,解送到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位于南京中华门内的瞻园路126号。这条街全长不足200米,东邻夫子庙,西通中华路。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这条街上的原明代开国元勋徐达的中山王府的正屋由内政部占用,它西边的花园(瞻园)成为中统的特工总部,东边的花园(适园)由宪兵司令部占用,看守所便设在其中。旧看守所只有三四间平房,仅能关押50人左右。因中统特工将在全国各地抓捕到的中共人员一批批押往南京首都宪兵司令部看守所,该所实在无法容纳,遂由中统与宪兵司令部共同将旧看守所拆除重建。他们在这座古典园林的南半部,伐树斫石、拆亭填池,先后修建起甲、乙、丙3座看守所。甲所关押由中统逮捕的人犯。对逮捕的人员,经过侦讯后,需要起诉的,送军法处审判;判处死刑的,押往雨花台执行;判处徒刑的则分别送南京其他监狱关押。看守所,顾名思义,只是临时羁押犯人的地方,这里都是待结的案子,因此政治犯在这里所受的折磨远比判刑入狱后严重得多。

钱瑛在这里亲历了终身难忘、刻骨铭心的一幕。当时,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黄励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押解到南京后,与钱瑛关押在一间牢房里。黄励拒绝出卖组织和同志,在受尽折磨后被判处死刑。7月4日临刑前夜,狱友们把外面送来的小菜凑在一起,以水代酒给她“送行”。黄励端起水杯,与大家一起为革命胜利干杯!黄励还剪下自己的一绺头发,请狱友转交给她的丈夫杨放之,并把衣服留给钱瑛和夏之栩作纪念。次日凌晨,黄励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谭寿林和黄励的形象日夜萦绕在钱瑛的脑海里,她以他们为榜样,抱定必死的信念,誓与敌人斗争到底。狱中情况异常复杂,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务经常带叛徒到监狱里来指认共产党员,一个姓胡的叛徒就曾叫看守来了解女监里有没有姓钱的湖北人。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势,钱瑛更加小心,因为一旦暴露身份就会被判处死刑。

按照国民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判处人犯徒刑是必须经过公开审判,并且允许上诉的。但国民党大肆屠杀和监禁共产党人,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为了逃避舆论谴责,他们依据所谓《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将所有共产党要犯交给特种刑事法庭秘密审判。钱瑛在法庭上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当庭和法官进行辩论,法官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钱瑛便斥责国民党屠杀无辜老百姓和抗日爱国的共产党人,弄得法官张口结舌。7月12日,钱瑛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移送江苏第一监狱服刑。

江苏第一监狱位于南京老虎桥32号,创建于1905年,清朝光绪年间称“江宁罪犯习艺所”,宣统即位后称“江南模范监狱”,北洋时期称“江苏第一监狱”,抗战胜利后改称“首都监狱”,坊间又称老虎桥监狱。民国时期这所监狱因关押过陈独秀、何宝珍、帅孟奇、杨放之、黄静汶、夏之栩、钱瑛、耿建华、宋涟、萧明、彭镜秋、熊天荆、纪均、陶茅谷、丁惠、刘小浦、林玉娟、朱凝、薛迅、黄海明、黄隽、杨克冰、谭国辅、王根英等共产党人而臭名昭著。endprint

因国民党南京第一陆军监狱和中央军人监狱中没有女监,所以从全国各地押解到南京的女政治犯、女军事犯判刑后都被关押在江苏第一监狱。1932年以后,上海、北平等地的中共秘密组织陆续遭到破坏,被关进江苏第一监狱的女政治犯越来越多。监狱的条件相当恶劣,犯人名义上每月有4元的伙食费,但经过层层贪污克扣,吃到的只能是夹杂有很多稗子、沙粒的发了霉的米,干瘪的青菜里很难找到一滴油花。牢房密不透风,几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马桶臭气熏天,晚上蚊子成群袭来,臭虫跳蚤四面出击,让人根本无法入睡,再健壮的犯人进来也会被折磨得形销骨立,甚至丢掉性命。钱瑛意识到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生存而斗争了。

钱瑛入狱后被关在2号牢房,共产党员帅孟奇、何宝珍、夏之栩和熊天荆等人关在3号牢房。在此之前,帅孟奇等人已经为争取干净的洗澡水进行过一次绝食斗争,并取得了胜利。钱瑛等人入狱时,女政治犯已达30多人,力量更强大了。2号和3号牢房的女政治犯都是曾经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很快形成了监狱斗争的领导核心。

监狱管理十分严格,女政治犯每天只有放风和晚上倒马桶的时间可以见面,其余时间都被锁在牢房里。为了保持各牢房之间的联系,钱瑛等人在狱中发展了2名年龄较小、刑期较短的“小交通员”,以便及时传递消息,交换意见。一天,“小交通员”报告,关押在狱中的国际友人牛兰夫妇正在进行绝食斗争,牛兰的夫人汪德利曾已经绝食5天,随时有生命危险。

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组的负责人,又称“交通毛子”。1931年6月,新加坡的英国警察逮捕了一名法国共产党人,发现了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邮政信箱号码,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据此将牛兰夫妇抓获,在他的几处住宅里搜出大量共产国际文件、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账册以及在上海各银行的存折等,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牛兰被捕后,苏联动员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以及爱因斯坦、杜威、罗曼·罗兰、德莱塞等中外著名人士,用各种方式要求国民政府释放牛兰夫妇。1932年8月,国民党江苏省最高法院在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下,判处牛兰夫妇无期徒刑。在无罪释放的要求遭到拒绝后,牛兰夫妇进行了绝食斗争。

为了声援牛兰夫妇的绝食斗争,同时也为改善政治犯的狱中生活条件,钱瑛、帅孟奇和夏之栩等人商量,在动员和征得狱友同意后,决定立即组织绝食斗争,并向狱方提出四条要求,前三条要求改善生活,第四条提出支援牛兰夫妇的绝食抗议。

钱瑛担心体弱多病的狱友身体挺不住,想让她们迟一点加入绝食队伍,但是大家心很齐,一致要求参加绝食斗争。绝食斗争开始前,钱瑛把姐姐钱轩寄来的半支人参分成两份,一份送给年长体弱的帅孟奇,一份送给年幼多病的朱凝,她把生的希望留给狱友,把死的决心留给自己。

绝食斗争进行到第七天,女政治犯们已经气息奄奄,狱方害怕闹出人命,被迫答应每天早晨增加一顿米粥,每月吃3次肉1次咸蛋,每月可以购买1次吃、用的东西,允许向外写信借阅除《水浒传》《红楼梦》以外的古书和外文书籍。

钱瑛等人考虑到狱方基本接受了四条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目的已经达到,牛兰夫妇也被送到医院抢救,决定恢复进食。就这样,她参与领导的第一次狱中绝食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一个多月后,钱瑛等人又组织了第二次绝食斗争,起因是为了支持何宝珍(后由毛泽东将“宝珍”改为“葆贞”)。何宝珍1923年与刘少奇结婚,婚后跟随刘少奇东奔西走,将3个儿女都忍痛送给了别人。何宝珍于1933年在上海被捕,她隐瞒了全国互济总会副主席兼营救部部长的真实身份,化名王芬芳,判刑后被押送到江苏第一监狱服刑。互济会派人给她送饼干,狱方违背第一次绝食斗争时允许政治犯接受监外食品的承诺,未经何宝珍同意就把饼干退了回去。

錢瑛等人商量后决定找狱方说理,维护第一次绝食斗争的成果。当第二科科长来查监时,何宝珍敲着门质问他:“你们答应我们可以让外面送东西来,为什么把我的东西退回去?”二科长火了,把何宝珍拉出牢房,并喝令她跪下。钱瑛在牢房里看到后,立即挺身而出大声喊道:“政治犯不受辱!不许罚跪!不许打人!要打就一起打吧!”5号牢房的政治犯也一起喊了起来。二科长赶紧找来几名男看守,每个人手上都拿着竹板子。这时,政治犯一齐喊道:“坚决斗争!绝不屈服!”看守们见此情景,便将7个牢门打开,把政治犯全部叫出来逐个毒打。为了抗议二科长等人的兽行,钱瑛等人第二次绝食。绝食斗争进行到第三天,狱方被迫答应今后不再打政治犯后,大家才同意复食。

数日后,互济会派来探望何宝珍的人被捕叛变,供出了何宝珍的真实身份。敌人把何宝珍押到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严刑拷打,她却始终严守党的机密。1934年秋,何宝珍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2岁。

1935年1月,钱瑛在放风时突然发现黄埔军校的战友彭镜秋带着一个幼小的孩子出现在狱中,这才知道她也被捕了。第二天,彭镜秋利用放风的机会悄悄告诉钱瑛,她在上海因为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的,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钱瑛关切地问道:“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彭镜秋说:“没有!”钱瑛向她简单介绍了狱中的情况,鼓励她站稳立场,与敌人继续斗争。

隆冬时节,北风呼啸,牢房里四面透风,彭镜秋刚刚入狱,衣单被薄又带着幼小的孩子,怎么过冬?钱瑛暗暗着急,于是,她托熟悉的看守给彭镜秋捎去一床厚被子,并再三叮嘱一定要注意保密。孰料这名看守贪图小利,用狱中的棉被替换了这床棉被。几天后,看守查监时发现彭镜秋多了一床棉被,细看又发现被里是用黑线缝合的,这是监狱棉被特有的标识,认为是有人偷了狱中的棉被送给彭镜秋,便把她带到看守长那里审问。问不出结果就气急败坏地打手板,打10下手板问一次,不说就再打10下,打完左手打右手。彭镜秋的手掌被打得又红又肿,她忍着钻心的疼痛,还是一句不说,看守没有办法,只好下令把她的手铐起来送回牢房。

钱瑛知道后挺身而出,对查监的二科长说:“棉被是我送的!天气这么冷,她带着孩子,谁能没有恻隐之心?”二科长恼羞成怒地把钱瑛的两手也铐起来。钱瑛大义凛然地把被铐的双手举到二科长的眼前说:“这本不应该是我受的,给你一点面子。”钱瑛回到牢房后宣布绝食。此事激起全体女政治犯的怒火,大家立即宣布同时绝食。两天后,狱方被迫让步,去掉钱瑛和彭镜秋的手铐,狱友们胜利复食。endprint

3次绝食斗争令狱方十分恼火,一直伺机报复。一次,一名狱友与看守发生争执,二科长当即下令今后除规定的放风时间外,不许政治犯走出牢房,连洗衣服、倒马桶等都由普通犯代做。为了维护前3次绝食斗争的成果,考虑到狱方的态度,钱瑛、帅孟奇和夏之栩等人决定进行一次绝食绝水斗争。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只绝食不绝水,可以维持十多天生命,如果既绝食又绝水,最多只能维持5到7天。

在规定的时间里,7个号子的女政治犯全部躺下,交出饭盒和水杯。前两天,大家完全靠毅力支撑,到第三天一个个头晕目眩,皮肤干燥,全身脱皮;到第四天全身骤冷骤热,肌肉痉挛;到第五天有人开始呕吐,但是大家纷纷表示宁肯饿死也不向敌人屈服。狱方担心真出了问题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由典狱长亲自出面找钱瑛谈判,钱瑛当面揭露狱方的不人道行为,据理力争合理的待遇。典狱长假惺惺地说,有些事情他本人不知道,当即宣布一切恢复原状。这次艰苦的绝食绝水斗争在钱瑛等人的领导下,又一次取得胜利。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民主运动兴起,在全国人民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强烈呼声下,国民党调整对在押政治犯的政策,规定服满三分之一刑期的人,一律移送反省院。各地反省院院长由中统特工总部派人担任,反省院完全为中统特务组织所控制。1936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晓庄修建了首都反省院。

首都反省院在院长之下分设训育、管理、总务3个科。其中以训育为中心,有训育员、高级训育员多人。首都反省院设男女两排监房,每排监房有20间牢房,关押犯人100余人。被囚的犯人多为刑期较短或从外地押来的文化水平较高而身份尚未暴露的政治犯。不久,首都宪兵司令部将江苏第一监狱里的30多名女政治犯全部转移到该院,妄图从思想上进行“感化”,从生活上进行软化,进一步动摇其革命意志。

首都反省院标榜的政治训育的内容主要有: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首都反省院根据文化程度把女政治犯分成甲、乙、丙3个班,夏之栩等人被分在甲班,钱瑛被分在乙班,这样一来,以钱瑛、夏之栩和帅孟奇为首的狱中斗争核心被拆散了。

首都反省院的管理办法与江苏第一监狱不同,从表面上看,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两人住一个房间,每日吃三餐,午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但实际上管理很严,吃饭有看守监视,女看守中有一个是叛徒,监视着狱友们的一举一动,经常给院方打小报告。狱友之间很难联系,只能在上厕所或放风的时候偷偷寻找机会。

尽管环境险恶,钱瑛在首都反省院里仍带领乙班利用一切机会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院方规定每周要向国民党党旗三鞠躬,要唱国民党党歌。钱瑛对这些规定一概不予理睬。起初还有人小声唱歌,后来在钱瑛的影响下,也都不唱了。

首都反省院规定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自习和写日记。学习内容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公民》,最主要是学习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特务教官在课堂上骂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钱瑛站起来毫不畏惧地说:“我们不是共产党,也不知道共产党,谁看到共产党在杀人放火,谁看到共产党在共产共妻?”特务教官宣扬三民主义,攻击马列主义。钱瑛当场提出:“你说三民主义好,马列主义不好,可以把马列主义的书拿出来比较比较嘛!”常常弄得特务教官十分尴尬。

反省院要求政治犯写日记,钱瑛和狱友們商量,利用敌人提供的文具用品进行战斗。大家在反省院发的封面印有《反省日记》字样的笔记本里,每天书写斗争日记,批驳敌人的污蔑。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后,钱瑛向狱友们提议利用这个机会,提出释放政治犯,开赴前线支援抗日将士们的要求。第二天,敌人把钱瑛和另一个狱友关了起来,以后又关押了好几位狱友。反省院的训导股股长把被关的人员单独叫去训话,软硬兼施,耍尽花招,但始终是枉费心机。

反省院见怀柔手段没有效果,就撕下伪装,把钱瑛、薛迅等7人关进小号子里。小号子远离女监,是专门关押重犯的牢房。小号子斗室四壁,暗无天日,铁门紧闭,犯人不能走出牢门一步,吃喝拉撒都在号子里,一日两餐,每餐一碗饭、一碗洗锅水。即便如此,钱瑛也绝不妥协,她用头发和拆下来的袜线在衣服上绣梅、兰、竹、菊,用指甲和发卡在墙壁上刻下自己喜爱的诗词,对着牢门上碗口大的通气孔做深呼吸,在斗室里原地跳跃、踏步、做操,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3个月过去了,院方无计可施,只好又把钱瑛等人送回女监。

国民党规定凡是进反省院的犯人,不论原来刑期长短,一律以6个月为一期,“反省”好的犯人,期满即可释放,否则继续留下“反省”。对于连续3期不能“毕业”的犯人,就加判刑期,重新投入监狱。高压之下,绝大多数女政治犯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首都反省院保留下来的档案真实记录了钱瑛在狱中的表现,在反省人员一览表中,彭友姑的名字下边注明“隔别训管”“从十一月起个别训话”,结论是“思想顽固,言行不良,继续留院反省”。

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钱瑛等人在首都反省院顽强抗争之际,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1936年底到1937年初,首都反省院里气氛异常,岗哨林立,监管严密,钱瑛意识到国内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不久,一位保外就医的女政治犯回到首都反省院,带来了“西安事变”的重要消息,钱瑛等人这才明白,她们兴奋地偷偷传递着这一惊人的喜讯。

首都反省院的严密封锁,终于被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震破。1937年8月14日夜,钱瑛躺在牢房的床上,忽然听到飞机掠过头顶的呼啸声和轰鸣声,紧接着爆炸声此起彼伏,探照灯交叉形成的光柱格外刺眼,接着又听到高射炮对空射击的嘭嘭声。大家纷纷披衣而起,惊疑不定。看守们在监舍外高叫着:“扒在窗口干什么?赶快躺下,躺下!”

日军飞机整日在头上盘旋,看守们心慌意乱,管理上松懈了一些。一个小勤杂工告诉张越霞:“国共真的合作了。”张越霞马上告诉钱瑛,她俩又分头告诉更多的人,共同期盼着早日获得自由。

1937年8月18日,这是钱瑛终身难忘的一天。上午反省院通知全体政治犯到礼堂开会,一名看守悄悄地对钱瑛说:“今天有你们喜欢的人来这里。”当周恩来和叶剑英出现在礼堂主席台时,大家瞬间惊呆了,紧接着掌声和欢呼声淹没了整个礼堂,钱瑛的眼泪像开闸的洪水夺眶而出。

周恩来和叶剑英是应国民党的邀请,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他们利用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国共合作之机,多次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于8月16日发布了《战时监犯服军役办法》。根据这个办法,蒋介石被迫同意周恩来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政治犯。

周恩来向大家通报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的大致经过以及抗日战争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等重要情况。钱瑛等人听了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即出狱奔赴抗日前线。周恩来当场点名接出了夏之栩、王根英(陈赓夫人)和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熊天荆,并明确今后还要来继续接人。

夏之栩、熊天荆出狱后立即汇报了首都反省院的情况和钱瑛等人所用的化名,叶剑英据此亲自向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点名要人。首都反省院对钱瑛在狱中带头闹事恨之入骨,千方百计阻止她出狱,每天叫她们为前方抗日将士做服装和被褥,一直拖到9月份还不放人。钱瑛质问反省院院长:“我们本是为了抗日反帝才来坐了牢,而今既然是对日作战,国共合作了,为什么还不释放我们出去抗日?把我们留在这里,岂不是减少了抗日的力量?”反省院先是把她转移到别的监舍,对她严加“管教”,继而又送来带有“自首书”3个字的油印纸,让女政治犯们“随便写”,遭到钱瑛的严词拒绝。有的女政治犯把“自首书”3个字涂掉,改写为“抗日书”,然后写上坚决要求到抗日前线杀敌等内容。

经过激烈斗争和反复交涉,在日军飞机轰炸最厉害的9月25日,钱瑛带领首都反省院里最后13名政治犯终于跨出了这座炼狱之门。(待续)

(责任编辑:徐嘉)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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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力仁五1931年至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工作遭遇灭顶之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共秘密组织屡遭破坏,中共中央机关和临时中央机关先后转移到江西瑞金,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钱瑛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注定要经历人生最严峻的考验。为了防止洪湖地区敌人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