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快速发展带来的烦心事

中国农村的全面发展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堪称迅猛的发展也带来诸多问题，多数基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与农民能否跟上时代步伐之间的差距，其中有思想观念上的、有学习能力上的、有自我保护意识上的。当然，也有仅凭自身努力无法改变的某些方面。

城乡快速发展带来的烦心事

中国城乡的快速发展已经引发世界的关注与震惊。然而，广大农民兄弟能否跟上这一发展的步伐？笔者在大众日报社干过多年“农民记者”，专职采访有关“三农”的新闻，亲眼见过、亲耳听过和从不同角度报道过很多相关新闻，以下试图通过对山东省一个村庄的见闻，尝试性地揭示其中一些普遍存在的典型问题，以期引发相关部门与人士的关注，并做出积极的应对。

房寺镇曲庄村距离禹城县县城不到十公里，全村三百八十多口人，人均二亩多地，是一个纯农业村。笔者来到该村时，恰好看到几位村民正围坐在街边空地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便走了过去。村民们很淳朴，也很热情，看到陌生人也不见外，熟络地打着招呼。当听说笔者是来采访时，村民立刻让出一个座位，然后打开了话匣子。

“多少年了，村里也没点变化。”一位老大爷先开了腔。他说，几年前，有人来村里承包了村东的上百亩耕地种蓝莓，可干了一年，大棚还没完全建起来，就被撵走。“当时听说蓝莓很值钱，村里不少人就想跟着学，结果没戏了。后来，有外地老板在那块地上搞园林，村里不少人又想跟着学，还是没戏。”老大爷无奈地说，“你进村时一定也看见了，人家弄来的都是大树，有的直径二十多公分，不是小树苗。咱一个农民上哪去弄这种树啊，就算是弄来了，也没技术种养啊，就算是种养好了，又上哪儿去卖啊？”老大爷的话，引来一片附和声。

说话间，随着阵阵“突突”声，一辆农用车停在了大家面前，是来收玉米芯的。

“一斤两毛。”车上的中年妇女回答着村民的询问。

“人家都是两毛五。两毛三吧，我有两千斤，两毛三全拉走。”有村民说。

“两毛一。”

“不卖，你走吧。”

一阵讨价还价后，农用车在一阵黑烟中开走了。

“玉米芯也这么贵？你们发财了啊。”笔者故意诧异地说道。

“发啥财，一年到头就指着这俩粮食粒子。”

“怎么不种点大棚菜什么的，能比种庄稼赚得多些。”

“旱能旱死，涝能涝死，哪敢种别的。”说话的是一位老大娘。

她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纷纷说起村里的水浇情况。曲庄村的大部分土地需要靠黄河水灌溉，由于地势低洼，来水一大就会淹，其中村西一百六十多亩地受害最为严重，有时玉米要补种两三次才能长起来。村民们都盼着村里能出面组织大家解决这个事，但一直没人管。这么多年，只能靠天吃饭。

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淹涝的问题还没解决，干旱用水的问题又来了。

去年，为了发展地方经济，镇上新修了公路，把贯穿南北沟渠的涵洞全部堵上了，黄河水要绕道才能到达曲庄村，这给浇地带来很大的麻烦。后来，村里想把水渠拓宽一下，可是因为要经过邻村，那里的村民就是不让挖，事情就没有办成。为这事，两村之间起了很大的争执。

“就这样的水浇条件，什么也不敢发展啊。”有村民说。于是，许多村民只能进城打工，有的实在脱不开身，就只能在家种庄稼。

“在家搞养殖总行吧？”笔者问。

有村民说：“这些都需要资金。如今的贷款利息高，而且周期短。可是，养殖业的周期却比较长，见利一般需要三四年，而银行贷款一年就得还利息，有些甚至三四个月就得还，村民承受不了。”

另有村民说：“就算是想贷短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没有熟人很难办。”缘于地方发展原因，曲庄村面临着整体搬迁的问题，这也让村民们很纠结。

村民们说，村里从2010年就不让盖房了，说是要整村搬迁到社区去，但是搬到哪个社区，啥时候搬，最终怎么搬……上边没有具体说，大家心里也就没有底。村民们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和村民沟通一下。“至少应该了解一下老百姓有什么难处。如今，村里有的儿子大了结婚急等着用房，有的想自己干点事需要事先考虑选址，现在光等着也不是个事儿啊。”一位村民说。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烦心事，但村民们还是很乐观，大家都相信生活会越过越好。一位村民笑着说：“我们村的路真是没话说，是五六年前村民每人集资二百元修起来的。这路起码比北边那村强，北边那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常常是进不去又出不来，有闺女也不愿意嫁到他们那里去。”村民们说，如果像修这路似的，凡事只要村干部敢于负责，真心为村民办事，就算是要大家凑钱，大家也愿意。

农村又出现“新白条”现象

近些年，随着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包括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加大及各类农产品价格逐步上扬等，各地农民收入也在逐年增长。不过，笔者调查时发现，在农副产品交易乃至农村金融中，出现了一种“新白条”现象，不仅无形中“消减”了农民的实际收入，更使农业再生产受到影响。

刘某是蒙阴县野店镇的一名果农，他所在的村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十到几百棵蜜桃树。因为该村地处无污染的山区，桃子的品质很好，所以桃子的价格一直走高，有的优质桃子的收购价甚至达到了每公斤7元，品相最差的也在每公斤2元～2.6元。

刘某家有三百多棵桃树，每年的毛收入都在两三万元左右。为什么说“毛收入”？刘某给笔者拿出一沓厚厚的收据，其中一张写着：7月17日，卖146斤，1.3元一斤，共计189.8元。这沓“白条”累计共34068元，是刘某夫妇辛辛苦苦种一年桃的收入。据刘某说，这是近几年卖桃收入最高的一次。但是，他的脸上却没有一点高兴劲，因为在年底或明年采收新桃前夕，他才能拿到这些钱，谁知道这期间会发生什么变故？

据了解，该村桃农出售蜜桃主要靠村里几个头脑活络的“经纪人”从外边拉客商来收购。因为桃子的品质好，南方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外地客商每次都是现拉桃、现结账，这样的交易情形刘某也亲眼见过几次。但是，那几个“经纪人”对桃农统一口径说，客商的收购款都欠着呢，现在卖桃只能先打白条，等年底或是明年鲜桃采收前再结清。

大部分村民要靠这几个“经纪人”来卖桃，所以只能接受这样的潜规则。与“经纪人”关系好点的村民，在年关时能要到一部分购桃款；关系一般的，不得不等到来年采摘时才能拿到前一年卖桃的钱。

刘某家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桃树。因为“白条”的原因，在今年9月开学时，上大学的二女儿的学费就凑不齐了，他找“经纪人”想提前支取一些钱，但是对方一口回绝，说：“没钱！”最后，刘某只得向亲戚借钱，才给女儿凑够了学费和生活费。

据刘某说，给他打白条的那位“经纪人”，同时还是某信用社的代办员和某保险公司的业务员。他用给桃农打“白条”的形式抵扣现金，而抵扣出来的现金就变成了他为某信用社“拉”的存款。而且，在他的游说下，村里有很多村民买了某保险公司的保险，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

笔者了解到，某些山楂、苹果等专业村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新白条”现象，乃至已然成为某种潜规则。这其中不乏有“经纪人”当时确实没有拿到钱，但大部分是把果农的收入用作收储果品或其他农产品的资金，甚至拿去放贷了。即便是不论这种行为的市场风险性，只考虑市场通胀等因素，势必在无形中就令农民的收入贬值了，而挤占资金也会对农民的扩大再生产造成影响。

上文曾提到某果品“经纪人”还身兼某信用社的代办员，其实这种代办员及代办员给农民打“白条”的事情并非个别现象。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面向农村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等，为了方便农村储户均在村庄设立了代办员，有一些代办员则存在高息揽储等各种不规范行为，“打白条”便是其中之一。有的则是直接进行民间高息揽储，即风险极大的民间借贷行为。

最近，枣庄市山亭区的张某愁坏了。同村的李某是出了名的能人，经营着加油站、饭店、煤站、物资回收站等业务，正因为经营项目很多，所以他经常需要一些周转资金。为此，他在村里以“白条”的形式高息向村民揽储，最高的利率竟然是银行的数倍。张某像很多村民一样，因为没有别的投资渠道，在去年把三万元现金交给了李某，只拿回了一张白条。天有不测风云，李某因为车祸意外死亡。随后，村民到他家希望把“存款”拿回来，几家银行也在他家要求还贷，然而李某的家人以不清楚“白条”的事情为由，表示村民的“存款”暂时不能给。这一拖，张某就不知道自己的钱最后是何种命运了。

就这两种“新白条”现象，笔者采访了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张彦博律师。张律师介绍：首先，农民打“白条”是对农民利益的一种剥夺；其次，农民卖了农副产品以后，没有收到钱，正常的生活和再生产就会受到影响，这是对经济秩序的一种破坏；同时，“新白条”会把农民拉进企业的债务链，其后果及影响可想而知。

事实上，在农副产品交易中给农民打“白条”，是在把农民拉进收购、加工、销售企业乃至与银行之间的复杂链条之中，其间潜藏着很大的市场风险，而农民又是这个链条上最弱势的群体，一旦市场行情发生重大变化，或出现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等，进而造成的损失超出了企业或个体“经纪人”的支付能力，最后势必会转嫁到农民头上。而农村信贷（民间借贷）“白条”凸显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监管真空，如果风险一旦集中爆发，势必会影响整个农村的稳定。

合作社为什么“合而不作”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980年代初，在中国农村，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互助组织悄然兴起，特别是在2006年10月以法律形式确立后，更是迅速推广与发展起来。这种互助组织便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并在农业生产特别是农副产品进入市场的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使得原本只专注于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民，在市场流通中有了更多、更大的话语权。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总是要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时会很艰难乃至漫长，才能从量变转化为质变，而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处于这个转化的过程之中。

《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题为《合作社岂可“合而不作”》的快评，摘选如下：

不久前，在海口采访，无意中走进某家合作社。进屋看，除了墙上贴的章程、名单，再就是一个书架，几本旧书。“社员各干各，合作社设在我家，是个花架子。”这家农户毫不隐讳。

海南八千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常运行的只有三分之一。一边是合作社数量“井喷”，一边是假合作社、死合作社、空壳合作社泛滥成灾。有的合作社资金不到位，服务跟不上；有的家长说了算，大企业“一言堂”；有的甚至演变成“要项目、拿补贴”“逃避缴税”的幌子。

农民专业合作社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门槛低、把关不严是原因之一。有些合作社成立目的不纯，当事人受利益驱使，“紧跟形势喊口号，紧跟领导要扶持”；有的合作社徒具法律形式，无组织机构无章程无生产，有的即便有章程，也大多停留在字面上。而有关部门因求快求量，服务失之于少，监管失之于宽。

时下，土地规模经营不断发展，农民合作社“虚胖”却成了通病。合作社提质增效，关系农民的“钱袋子”，关系市民的“菜篮子”。地方政府不仅要规范合作社设立，加强对其监管，而且要重点扶持示范社，帮助其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形成利益分享、风险共担的联结机制，从根本上避免“合而不作”的现象。

其实，“合作社”已经不是一个新词汇了，从生成设想至今已有近二百年历史。世界公认的第一个最成功的合作社是1844年在英国成立的“公正先驱者消费合作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合作社是成立于1918年的“北大消费公社”，而1922年9月毛泽东在安源创办的“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合作社。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相关改造。仅就“农业”而言，先后经历了土改、单干、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改造过程。其中，“合作社”亦称“土地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其建立在主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高级社”全称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标志着实现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和社员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

当时，合作社有不同的种类和性质，包括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其中，“供销合作社”从名称到组织实体一直沿用至今，针对农民的“生产合作社”则在1958年后被“人民公社”所取代。

至于目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成立的合作社，根据2006年10月31日颁布并于2007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其全称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其性质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以及“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从名称上来看，1950年代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强调的是“农业”与“生产”，现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则突出的是“农民”与“专业”。从性质上而言，前者侧重于政治属性，后者则侧重于经济属性，甚至可以说两者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农村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仍属于一个需要由量变到质变的新生事物。

那么，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到底发展到了怎样的阶段？笔者进行了相关调查采访。

济南长清区归德镇平房村的天赐养猪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当时有八个养殖户入社。关于成立合作社的初衷，社员田玉安介绍说，统一销售能提高价格，统一购料还能降低成本，只要摸准了市场，大家步调一致，养殖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合作社成立后，很多问题在实际运行中迎面而来。“如果预测市场不好时就提前出售生猪，在行情低迷时就减少出栏量，这是规避风险的好办法。但市场变化很快，很难预测，而且社员们各有各的想法，到底听谁的？大家步调根本一致不起来。”田玉安说。

“统一购进种猪，统一养殖，等到生猪出栏时联系几个大客户，销售价格每斤平均高出市场价0.2元。”社员田光全介绍说，统一销售的好处大家都知道，但在实际运营中养殖步调往往不一致，合作社的规模效应就像墙上画的一张饼，看着挺好，就是吃不到嘴里。“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一直走低，很多社员包括理事长由于长期亏损都不养了，合作社现在只剩三户社员了。”

薛庄村的顺天养猪专业合作社也遇到类似问题，社员董春银说：“合作社表面上合起来了，实际上还是各干各的，我觉得关键是缺个有能力的带头人。”

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合作经济学系主任王勇介绍说，很多农户已经有了合作的意识，但是还没有具备合作的能力，这样就很容易出现“合而不作”的现象，目前这种现象在山东省很普遍。

王勇介绍说，合作社不是成立了就万事大吉了，还需要积极面对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只有建设一支有效能的团队，合作社才能真正发挥出抱团的力量。

在临清市，一位陈姓养殖户满脸愁容地对笔者说：“3头母猪一共产了32只仔，但合作社承诺的资金还没拿到手，眼看小猪仔一天天长大，买饲料的钱也是很大的压力啊！”他在去年加入村里一家养猪专业合作社，协议实行“合作社+农户”模式，即农户具体负责养殖，由合作社提供技术和相应资金等并回收产品。

“这是合作社内部管理混乱的一个例子。”有知情者告诉笔者，一些合作社缺乏运行规范，内控机制形同虚设，而且为社员提供的服务链条往往会脱节。

其实，农民专业合作社未按约定及时提供技术和资金的问题，只是合作社“合而不作”的表现形式之一。据知情人士透露，“合而不作”的情况可谓是多种多样。

一是“套利式”：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而且成立门槛较低，于是，有人就千方百计想搭上合作社这一平台，以套取补贴乃至逃避税费。

二是“搭车式”：有企业带头组建合作社，但把合作社之外的农产品混进来搭车销售，甚至将合作社之外的农产品作为主要销售品，而对合作社的实际运行却不关心。

三是“空壳式”：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种，其一是成立合作社就是为了套取补贴，目的达到后不再投入到实业上；其二是合作社前期正常运作，但后来因经营不善导致亏损等原因而停止运作。

四是“家族式”：一些合作社主要是由家族成员出资，各个职位也基本由家族成员占据，其他农民即使加入也无法进入决策层。在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有些农户不得不选择退出合作社。

尽管一些合作社存在不正常运行的现象，但仍有许多合作社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笔者对山东省多个乡镇进行实地采访了解到，在一批有实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推动下，全省形成了“板块经济”，即地方产业带与专业合作社互动，培植出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在返租合作社的土地后，我在自己家门口种茶就可以挣钱了。”青岛崂山村民王文丹说，合作社与二十多户村民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然后再返租给村民进行种植，通过“合作社+农户”模式，现在已经发展茶叶基地五百多亩，并获得农业部有机食品认证。

农民专业合作社如何激活市场活力的问题，也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山东省农业厅一位负责人说：要培育包括合作社在内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要支持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科研院所根据市场需求，建立跨企业、跨农户、跨区域的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山东丁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临清市投资建设了特种养殖种苗基地，并实行了专业合作社模式。该基地经理介绍道：合作社实行“六统一分一保”的运营机制，“六统”即统一种苗、饲料、防疫、回收、价格、培训，“一分”即分散到农户养殖，“一保”即保底保利回收。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远不止以上这些路径。不过，对所有合作社而言，都面临着选择——正常运行的要优化升级，非正常运行的要转型或注销。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要引导合作社苦练“内功”，这才是由“合而不作”向“合而能作”转变的根本之道。

徐少林，记者，作家，现居济南。主要著作有《中国“三农”报告》《天下不敢小农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