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方组织早期经费情况考察_初中_

陈彩琴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共地方组织早期经费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说明地方组织在中央所给津贴的基础上，通过交纳党费、会费、社会捐助等方式自筹经费，使地方活动经费来源渠道大为拓宽，为大革命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关键词]中共地方组织；上海地方党组织；经费情况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9-0004

政党是高度发达的政治组织。任何政党要开展活动，都必须有一定的经费作保障。近些年随着共产国际档案的整理出版以及相关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经费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中共的地方组织早期的经费情况还没深入研究。本文以上海地方党组织为主要考察对象，对1921至1927年中共地方组织早期经费情况进行初步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共地方组织早期经费的使用情况

（一）1921—1922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建立和健全党的地方组织。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直属中央局的区域性地方组织有上海地委、湘区执委、广东区执委、北京地委和武汉区执委，党员195人。[1]这些地方组织的经费，在成立后一段时间内，主要来源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种局面维持了大半年，到中共二大后才由党中央统一支配。[2]经费中大部分开支用于党内同志的生活费。张国焘预算劳动组合书记成立时每月需1000余元，专门从事工运的党、团员共30人需领取生活费，大约每人每月需20至35元。这种生活费相当于一般工人的生活水准。“用意是要一般党员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低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3]在地方党组织成立初期，条件艰苦，很多党员不辞劳苦，生活清廉，弥补早期经费的不足。上海区委最早的办公机关是成都路的一间小亭子间，沈雁冰每月从自己的薪金中拿出5元钱租赁费，资助党的活动。

根据1922年6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全党党费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共支出17655元，其中用于全国各地的劳工运动约1万元。[4]在地方的开支中，上海的劳动运动费占有较大部分。因为不仅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设立在此，负责推动全国工人运动，而且还在上海开展了系列工运工作。

（二）1923—1924年。这一时期中共地方组织经费使用情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23年到1924年初，在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革命形势渐趋沉寂，地方党组织发展较慢，每月经费不多，变化不大，从几十元到一百多元不等。汉口、湖南、北京、上海、香港、广州、山东各地组织员和宣传员16人总费用370元，占全党总支出近1/3。[5]1923年7月9日，上海地执委兼区执委召开第一次会议中所附的《中央核准上海区预算案》，是笔者目前所见地方党组织最为详细的早期经费情况。上海地方组织每月总预算140元，主要用于：（1）房租和办公费，62元。（2）吴淞补习学校津贴，10元。（3）薪水，即生活费，主要是给驻机关专职人员，68元。[6]从这份预算表中看，这一阶段上海工作头绪不多，每月经费将近一半用在人员的生活费上。生活费是按照当时上海一般工人生活水平而定，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

1924年下半年因地方劳工运动渐趋活跃，地方组织总费用上升较快。特别是中共中央把富有工运经验的李立三、项英、邓中夏、王荷波等人调至上海。他们在沪西、沪东等工人集中区域创办工人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使一度低落的上海工人活动又活跃起来。随着上海党组织工作事务渐多，包括财务等各项工作制度逐渐健全，经费情况也逐渐有改善的趋势。

从1924年全年全党来看，中央总收入为32927.1714元和1540美元；全年用于地方支出9780.84元，以及各地民族运动总开支1850元。其中上海地方组织支出是2565元，所用最多；湖南1045元；湖北1145元；山东914.84元；北京830元；唐山274元；安徽195元。下半年经费增长很快，以上海为例，上半年总数为265元，7-10月四个月为1200元，11-12月两个月就达1100元。[7]

（三）1925年。由于成功领导了五卅运动，我们党迅速壮大了队伍。这一年，中央与地方的支出都大幅增长。当年3月陈独秀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要求每月追加1400元，月预算增至3650元。增加的经费中，除《向导》周报200元、小册子和传单200元、在地方巡视的中央视察代表（2人）240元外，其余760元都用于地方党组织和地方宣传员的费用。[8]在4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1925年1-2月，全党支出总额7482.51元，地方组织的支出占有较大比重。其中，上海支出1075元，北京325元，湖南680元，湖北740元，山东416元，唐山30元。2月份开始工运费单独分开预算，共1058.02元。其中上海350元，湖北179元，湖南210元，山东140元，北京50元，天津130元。以上两项支出，都是上海数额最多。[9]从中看出，中央没有向广东党组织发放经费，说明其地处广东革命根据地，在国共合作形势下，经费有充足保障，不需中央津贴。

1925年经过五卅运动，上海党组织发展更是快速，经费困难得以缓解，制订经济预算案时，已包含宣传、妇女、平民学校、读报室、农民运动、刊物等多项工作。区委开始扩充机关，增多驻地，8月21日决定租三幢房子；8月28日决定扩大干事会；9月1日决定总工会五人组成委员会，分8区，由8人专门负责，均给薪水；9月25日，决定在杨浦找租4处房子，用作第一办事处（驻4人）、油印室、宣传兼经济处、交通处等，并派人驻守。重要工会预备秘密房子，预算办事处每月350元，20多处工会须800元；保护工人的义侠团，约计40人，经费每5天发1元，月须240元。[10]仅此几项，工会月经费总计已达1390元。

上海区委所辖的外埠组织和市区组织的经费也逐渐增加。1925年10月，上海党组织预算共1374元，不包括工人运动等费用。其中外埠160元，浦口60元，杭州、宁波各50元。上海区委下辖7个部委共425元，其中机关费70元；各部委书记、组织、交通员共20人的生活费占比较大，每人领取15元、20元不等的生活费。[11]新成立浦东地方组织，月预算60元，其中机关3元，办公费5元，书记吴芳30元，津贴10元，宣传6元，交通6元。[12]在外埠组织中，杭州组织经费每月46元，沪杭甬路工人运动费每月126元，当地学生运动总会经费28元。[13]12月，团南京地委经费收54元，支54元（房租4元，办公费5元，生活费及旅费31元，交通费6元，宣传费8元）。[14]从上可看出，地方组织不断增多，经费随之增加，革命事业也随之兴旺发达，三者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

（四）1926—1927年。1926年，随着大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中共党组织所需经费日益增多，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要求共产国际援助每月从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15]上海地方党组织在罗亦农、赵世炎、尹宽等带领下，充满巨大活力。党员人数增加，经费也迅速增加，从两年前月经费100元左右，到1926年5月起新预算为2567元[16]，9月预算原要3600元[17]。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党组织遭到重创，1927年下半年后，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以及共产国际经费的减少，乃至断供，中央及各级党组织经费困境加剧，乃致频频发出“党费自给”的文件[18]，以图渡过难关。

二、中共地方组织早期自筹经费的情况

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从经济上帮助党始终是党员严格遵守的一项规则。中共成立初期就强调党员要以物质形式帮助党，还特别规定每月缴纳党费制度。第一部党章中关于“经费”规定：党的收入有党费、党内派捐、党外协助三部分组成；规定党员个人月缴纳党费制度：党员月薪在50元以内者，月缴费1元；在50元以外者，月缴纳党费按月薪十分之一计算；无月薪者及月薪不满20元之工人，每月缴费2角；失业工人及在狱党员均免缴党费。此后几次修改党章中关于经费方面稍有改动。中共三大党章在党内义务捐方面，给予地方党组织自主权，“由地方（执行委员）会酌量地方经费及党员经济力定之”。中共四大党章在党费征收额方面，给地方组织一定数自主权，规定“但无收入及月薪不满二十元者，得有地方斟酌情形核减之”。[19]

（一）个人党费收入。党员个人交纳党费是地方组织早期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共北方地区早期党员乐天宇回忆，那时在党外有职务的党员，如教授等，每月都要交“养党费”。他本人是张家口地委委员，同时又担任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的青年部长，每月从广州国民党中央领取的150元，全部交给北方区委作为“养党费”，在省实业厅兼农业技术指导员的薪金每月40元则留作生活费用。陈为人等同志在铁路上当密查员，每月收入60元，也都交给区委作“养党费”。养党费除汇缴党中央外，由中央批准，可将一部或全部作为地区建党之用。

因地方党组织早期经费来源有限，个人所缴党费占有较高的比例。1923年11月，上海地方组织经费来源只有两项，党费32.7元，中央津贴75元[20]，党费约占1/3比例。一些同志因生活贫苦，不能按时上交党费时，区委就一再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催交。但是，即使频频催缴，党员欠费情况仍不可避免。在1924年5月《上海地方报告》中，全数党员的党费每月可收入130元，但实际上不能按月收清，上月收到仅30元。[21]1925年后，因经费缓解，上海区委的各种会议中不再出现频催党费的事情，转而特别强调党费的政治意义和功能。1926年2月上海区委组织部下发《关于征收党费问题的通知》：须知征收消费一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金钱问题，而是测量同学懂得党的组织否，对党的信仰否，能就校的组织之范否，可以说同学缴纳校费是一个复杂的校的组织问题。[22]11月上海区委通告：“同志们缴纳党费，不仅关系党的纪律，且可表示其对党之信仰。”[23]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和地方组织都面临严峻财务局面，不断要求各地尽量收取党费，党员尽可能自谋生活，以减缓经费困难的局面。

（二）群团组织的会费收入。中共四大后，我们党成立了众多群众团体作为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这些团体不断发展壮大，所收的会费越来越多，是开展团体活动的重要保障。团体会费包括会员入会费、月费、特别捐等。1925年6月，上海总工会成立时规定：“各工会应按月向本会缴纳常费，其数目由各工会按比例法认定之。遇必要时经本会执行委员会之议决，得向各工会征收特别捐。本会经费发生困难时，得向外界热心赞助本会者捐募。”[24]同一时期成立的上海邮务工会章程规定：邮务生每月大洋5角，捡信生大洋3角，邮差及听差大洋2角，苦力及杂役大洋1角。特别费用临时照月纳会费作比例向各会员征集。上海日华纱厂工会简章规定：入会费，每人铜元10枚。月费分为铜元8枚，小样1角、2角，由会员自由认定。十五岁以下的童工每月按最低额缴纳。上海区农运会规定入会金3铜元，每月常费1枚（铜元）。[25]这些会费看似不多，但根据人数的增加，逐渐积少成多。

随着团体的增多，团体所收的总会费不断增多。1925年8月，上海印总工会下有6个工会，入会会员5468人，每月收入月费376元。[26]1926年10月，上海工委统计职工收费，前半年总收入3925元。最多者为药业友谊会，550元。7-9月总计2323元，最多者海员工会600元。[27]团体会费的不断增加，说明党的群众基础日益扩大。

（三）社会捐。社会捐是世界上大多数政党筹资的重要手段。中共早期党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农民，经济能力有限，向社会募捐是党筹措活动经费的重要渠道。罗章龙回忆1922年北方劳动书记部发动开滦煤矿大罢工时募捐情形：除中央竭力筹掘得款1万元外，地方党组织募捐1万余元，铁路、海员工会2万元，国际工会方面1.5万元，其他方面机关团体5000元，全部罢工款项总额约在6至7万元。设立保管组和监察组，监管费用的使用情况。罢工20多天后，因机关被查抄，捐款损失了一部分，由于党内外再次积极筹款，得以维持。[28]“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亲自领导北方党组织开展善后救援工作，抚恤遇难烈士家属。派夏之栩、张锡瑗等到西城和西郊各党团支部组织募捐，募捐一笔较多的救援费。[29]

在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更是获得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华侨的大力捐助。192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告由各种团体发起筹谋援助上海纱厂工人捐款。[30]张国焘回忆五卅运动时上海市民踊跃捐款情形：“每日捐款者总是成百上千，络绎不绝。捐款总数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则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万的巨额捐款间或也有，但多数还是捐数百元乃至数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着装满大布袋的银角和铜板来捐献；还有不少苦力和穷苦的老太太，拿出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金银首饰或珍藏的银角子，捐献给工人。我们有时婉词谢绝这些太穷苦的人们的捐献，反令他们生气，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们爱国的热忱，实是令人感动。”[31]五卅运动中，仅经上海总商会经收的国内外捐款总计2375942.48元。[32]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也获得全国各地大量捐款。鄂总捐上总20000元、全总捐上总20000元，长江书店寄3000元。[33]

上海地方党组织所募集的社会捐，大部分用在工人的罢工和救济费上。1925年9月上海区委具体负责创办的专门的群众性革命救济组织——中国济难会（后更名为互济会）成立。

中共地方党组织早期的经费有专人管理，初起是秘书兼会计管理，后设专门会计管理。总体运转规范，透明廉洁，有预算，有核批。但由于革命突飞猛进，出现个别革命投机分子，趁机贪腐、揩油、挪用公款现象。虽这是极其少有现象，是整个革命洪流中的点滴泡沫，但还是引起中央与地方组织的高度重视。

在二七大罢工时，武汉党组织虽然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募捐款项，但因募捐持续时间长，经验不足，用人不善，致使管理人员张德惠、张连光卷款潜逃，引起不良后果。五卅运动后，工人运动高涨，地方组织中出现个别贪腐分子。虽然涉及的都不是大的数目，但上海党组织还是给以严厉惩罚。姜长林公私不分，账目混乱，有舞弊行为，总共有百余元之数。决议对他留党察看半年，准他辞职。[34]8月，黄随和任意涂改，有50元的经费不清，上海区委决议对他留党察看一年，派到印总下面的工会中任技术书记。[35]

出现这些经济问题，对于怀有高远目标、以清廉自砺的党来说，是难以容忍的。中央高度重视，1926年8月4日，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中央发出的第一份反腐文件。8日，上海区委根据中央的上述精神，发出通告：每月按时征收月费，使每个同学都觉悟到对团体应该负一部分经济义务，而不是完全仰仗团体生活，即不是一个“雇佣革命者”；对失业同志，团体只能帮助寻找工作，但不负维持生活的责任。[36]9月12日，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书记会议指出整顿办法，同志要绝对艰苦卓绝，不揩油；大减少经费，大调动并裁减人，减少部委经费及生活费，办公费、杂费要绝对取消，纸张、笔墨到区委领取。9月14日，上海区委开会再次强调要进行“内部革命”：在党内进行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精简党团机构，减人减费；一切工作归支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37]

综上所述，中共地方组织早期经费还是相当紧缺，大革命时期在扎根群众，得到支持、认同和信任的同时，地方党组织的经费来源的渠道大为拓宽，为大革命的蓬勃发展打下一定的基础。除了中央的部分津贴外，地方党组织通过党团会费、社会捐助等方式，努力筹集经费，设法自给，取得一定成效。地方党组织中绝大部分同志赤胆忠心，生活清廉，是推动党的事业兴旺发展的重要力量。虽然出现了极个别的经济问题，但各级党组织都异常重视，迅速给以警戒惩罚和和整顿，从而使党不断保持纯洁和旺盛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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