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澎和刘文华：谱写太行战地生死恋歌

姚远

这是一段发生在抗战时期烽火纷飞的太行山里的战地绝恋……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一位留学德国归来的青年才俊，女主人公则是一位出身名门、品貌出众的才女佳人，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再到生死离别，谱写了一曲战地生死恋歌。

才子佳人，志同道合相恋于抗日前线

龚澎原名龚维航，祖籍安徽合肥，1914年出生于日本横滨。她的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在保定陆军速成堂（后为“保定军官学校”）一期时，与蒋介石是同班同学，后又一同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龚镇洲担任过孙中山领导下的粤军支队司令、虎门要塞总指挥。母亲则是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齐名的革命党人黄兴的妻妹。毛泽东后来曾评价说：龚澎的家庭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就读于燕京大学（即现今的北京大学）的龚维航天生丽质，气质高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学校的“校花”级人物。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时任燕大学生自治会财务部长的她，与担任学生会副会长的二姐龚普生等一起，主持了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临湖轩召开的外国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在一二·九运动中，龚维航自告奋勇地冲在敢死队的最前列，她脖子上那条洁白的围巾，在如潮的人流里显得分外夺目。

1936年，龚维航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敬仰革命先烈彭湃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龚澎”。1938年春，她来到延安，担任毛泽东的英文翻译。同年10月，从延安马列学院刚刚毕业的龚澎，被党组织分配到了太行山沁县后沟村《新华日报》（华北版）社工作。

在从延安出发到太行山的路途中，龚澎恰巧与刚刚在延安参加完中央全会正返回华北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行，他们从垣曲渡过黄河进入了太行山区。彭德怀一路上与龚澎边走边谈，爱惜人才的彭德怀决定把龚澎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

在总部机关，龚澎结识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参谋长左权等领导人，并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工作。在和党的高层领导人的近距离接触中，龚澎学习到很多过去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特别是他们高尚的品质和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

太行深处沟崖纵横，人烟稀少，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八路军10万人马只能领到国民政府发给的4、5万人的军饷。根据时局的变化和情况所需，八路军总部又几次转移驻扎地。但八路军每到一地，都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乡村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和民兵、游击队组织。龚澎为组织起来的民兵们讲授文化课、深入农村做妇女工作。当时山村的妇女地位很低，她们不但要干农活，做家务带孩子，还经常受丈夫的打骂。龚澎和妇女干部一起与农村妇女同甘共苦，睡一张炕，吃一锅饭，向群众宣传妇女解放的新思想新观念，并且帮助她们组织起来，反对大男子主义，改变了当地男尊女卑的陋俗……

1938年冬季的一天，有一名刚从德国归来的留学生被分到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他身材高大，健壮结实，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黑红色的脸上透露着健康光彩，满脸英气和庄重。他就是刘文华。

刘文华，祖籍河北省大兴县（今属北京市），生于北京市。1929年，他从北平江文中学毕业后考入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1932年赴德国柏林科技大学攻读水利工程。他憧憬着学成归国后，能为治理祖国的江河献身。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步步进逼，使刘文华再也不能埋首课本。他怀着一腔热血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联合会和反帝大同盟，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由于工作积极，他很快就成为上述两个组织的中坚分子和核心领导，并于1936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刘文华毅然决定回国，投笔从戎，和全国人民一起，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捍卫祖国的长城。1938年1月，他随同杨虎城将军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在西安，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刘文华辗转来到晋东南抗日前线，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不久他被分配到太行山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科，担任朱德的秘书，后来又被调任彭德怀的秘书。这两位领导对海外归来的刘文华都很器重、赏识，刘文华也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

从此，龚澎和刘文华并肩战斗，一起起草文件、做会议记录、转移战斗……在朝夕共处中，龚澎渐渐了解了刘文华，了解了他的历史、性格、为人和工作能力。

接触多了，龚澎发现刘文华的弟弟妹妹居然和自己是大学同学，相似的家庭环境、相似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朋友、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经历，而后又共同工作在一起，使他们从相识到相熟了。

刘文华在秘书科的工作主要是写政治军事研究文章，起草与友军来往的函电，领导一些学术研究工作，有时也到各地巡视。刚开始时，龚澎对他这个刚回国的工程师突然转到另外一个不同性质的工作圈里做事能否胜任表示怀疑。然而，刘文华很快就表现出其出众的才华，进步神速，屡得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的称赞。龚澎不得不为刘文华的才干所折服。在龚澎的眼里，刘文华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他常应《新华日报》（华北版）社社长何云之约撰写评论，犀利的笔锋，就像一把钢刀，让敌人望而生畏;同时，刘文华又是一位和蔼慈祥的兄长，经常帮助龚澎分析问题，认识事物。

有一次，龚澎半开玩笑地说：“你学了六七年的机械工程现在用不上了，目前做的事和机械工程毫无关系，等革命胜利后你还是彻底改行吧！”

刘文华说：“我将来还是要做工程师！我现在是效法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本来是学医的，可是他认为医治中国人的灵魂更重要，就从事了文学创作……等赶走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后，我还是要当我的工程师，好好建设人民的国家。”

就这样，才子刘文华赢得了龚澎的心，一颗爱情的种子，在两个年轻人的心里悄悄萌芽，逐渐茁壮成长了。

1940年8月1日，龚澎和刘文华结为伉俪。这一天，他们在村里的一棵杨树上，郑重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和结婚的日期。他们要让这棵杨树，见证两个人的爱情，见证对未来的憧憬，更希望他们的爱情能够和树一同生长，直至天长地久。

为了进一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8月30日，奉中共中央的命令，龚澎被调往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主要协助周恩来做国际统战工作。从此，龚澎一直是周恩来身边一个得力的助手（甚至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工作在外交部），为时长达30年之久。

龚澎和刘文华新婚燕尔还不到一个月，分别在即，两人来到了那棵杨树下，依依惜别之余，约定每隔10天，刘文华就给龚澎写一封信，而且要将信件依次编号。他们约定，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就是两人团聚的日子！

分别那天，刘文华站在村边的山冈上，为自己的爱人送行。龚澎当时觉得彼此都很年轻，以后有的是时间在一起。谁知这次的生离，竟成了两人的死别！

粉红色 “鸿雁”，穿梭于太行与山城之间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带着太行山的硝烟、延水河的清新，龚澎风尘仆仆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你就是龚澎？我们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前来一睹新同志芳容的几位女同志都这样说。

“这怎么可能呢？”龚澎奇怪地反问道。

“大家是从这里知道你的。”一位大姐把四五封信递给了龚澎。这是几封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寄出的信件。原来龚澎人未到，刘文华的信已先到了。

接过信一看那熟悉的字体，一抹红霞飞上了龚澎的脸颊。

“是情书吧。真是殷勤，人还没到，四五封情书已经到了，将来编一本红岩村的两地情书吧。”

一看龚澎的神色，众人便明白了几分，有人善意地开着玩笑。

随即，龚澎被分配到南方局外事组专门从事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龚澎热情活泼、机智幽默，她不仅外文极好，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深得周恩来的赏识。

皖南事变后，斗争的环境越来越险恶，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重庆市共产党人的打击和迫害，龚澎等中共代表和工作人员都受到严密监视。为保存实力，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叶剑英带领一大批干部和秘密党员撤退到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只留下少数骨干力量坚持斗争。当叶剑英撤离重庆时，留守的人员纷纷托他给自己的亲人带信，大家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如果发生意外，这就是最后的遗言。

在叶剑英带往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信中，龚澎向刘文华诉说了在重庆所面临的危险处境，表示万一有一天自己被捕牺牲了，这封信就是向他的道别，并且希望他今后能够找到自己心爱的伴侣。

与此同时，太行山也经历着日军残酷的“扫荡”。但即使在战斗极其紧张的日子里，刘文华依然遵循着他们的约定，给龚澎寄来一封封家书。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思念，他还特意把那棵见证两人爱情的小杨树上的一片树叶，连同从树干刻字处用铅笔拓印的纸片，一起寄给了远在巴山蜀水的龚澎。

1941年的三八妇女节，龚澎收到了一张别致的明信片，刘文华在信中兴奋地讲述着在敌后的战斗与生活。他深情地告诉妻子，在敌后战斗的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希望很快打败法西斯，见到胜利的曙光，就是他们相见的时候。

来自太行山的深情思念，给了龚澎巨大的温暖和鼓舞！

1942年，由于日军疯狂“扫荡”，华北战事频繁，八路军总部一再辗转作战，龚澎的心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转战华北的刘文华。

这一年，生活中的打击接踵而至。龚澎先是因为劳累病倒了，连续三天高烧不退，被送至重庆中央医院治疗。被诊断为感冒的龚澎，打了两天针之后，不仅高烧未退，而且左腿从臀部至膝盖都红肿了起来。再到医院检查，原来是因注射器感染而致大面积化脓，于是又住进重庆市民医院。医生在感染的红肿处开了一刀，挤出一大盆脓血。高烧倒是退了，可伤口却老是不见愈合……接着，龚澎又遭受父亲龚镇洲在桂林不幸去世的打击。11月13日，惊悉噩耗的周恩来与董必武、邓颖超联合致电桂林吊唁。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龚澎心力交瘁，黯然神伤。此时的她多么盼望收到华北的来信，得到丈夫的鼓励和安慰，度过那难熬的日子。

战火弥漫，邮路阻断，一连几个月，龚澎都没有收到刘文华从太行寄来的信件，这更增添了她对远方爱人的思念。然而，没过多久，却从前线传来惊人的坏消息：1942年5月，日军向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等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一种不祥的预感萦绕在龚澎的心头，她不敢多想，也不愿多想，只盼望远方的亲人一切平安。

1942年11月26日，龚澎终于盼到了一封豫北敌后根据地的来函——一个她非常熟悉的红格白底的中式信封，上面写着挺秀的毛笔字。三四个月来热切期盼爱人来信的她带着欣喜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封信是来自太行时的战友、当年的燕大同窗吴青。虽然有点失望，但能收到女友来信毕竟也是令龚澎感到十分欣慰的。

然而读了半页，栗惧和不安已经笼罩着龚澎。吴青的丈夫正是前不久牺牲的何云。吴青在信中告知，何云遭到敌人的袭击，英勇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新华日报社47位新闻工作者。刘文华情况如何，只字未提。但信中却十分含蓄地写有一些诸如“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的语句。龚澎马上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或不幸的事情。她脸色苍白地把来信仔细地研读一遍，越来越浓烈的不祥征兆让她几乎无法忍受。

心急如焚的龚澎读完信，便飞跑去找周恩来，希望能从周恩来的口中得到否定的答案。

看着龚澎苍白的脸、颤抖的手，无法抑制的悲哀和满眼的期待，周恩来实在不忍心用残酷的事实击碎她最后的梦幻，但事到如今，再也无法隐瞒下去了——刘文华已经于5个月前患急性盲肠炎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病故了，周恩来因得电稍迟，又逢龚澎病重正遇父丧，不忍心加深她心中已有的创痕，所以一直瞒着她。周恩来是在龚澎调来重庆之后才知道她与刘文华新婚离别的情况的，为此，他曾当面向龚澎表示过歉意。他也曾一再向华北方面提出，要将刘文华调至重庆工作，但是，因刘文华刚刚被安排新的工作而未调成……最后，周恩来把刘文华的遗书交给了龚澎。

擦干眼泪，接过革命“接力棒”战斗到底

原来，与龚澎成婚仅仅29天便匆匆分别的刘文华，不久便为开展新工作而殚精竭虑。1940年冬天，中央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在晋中设立了战略情报站，左权兼任处长，并从总部及一二九师和军分区各抽调了一批干部，由申伯纯、王百平、李新农、刘文华4人分别负责太行各地区的敌后情报。临行之前，左权把自己的手枪和坐骑送给了刘文华，同时还为他配备了机要员、饲养员（养马）和警卫员。刘文华来到了晋东南地区的和顺县，在总部的直接领导下，情报站（对外称“交通站”）负责搜集敌人据点的情报，向外派遣干部，在开明人士和地主绅士中间开展统战工作，并且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繁重的工作，让刘文华常常深夜不眠，黎明即起。因为条件艰苦，晚上在菜油灯下，他利用敌伪报纸上的内容整理材料，没有稿纸，就在旧报纸边上的空白处写文章。1942年5月，日军向太行山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6月底的一天，刘文华一行赶到八路军前方总部汇报工作，在返回情报站的途中，他们遭遇到了“扫荡”的日军。虽成功躲过敌人，可刘文华却在急行军中突然腹疼难忍。同行的战友向附近的老百姓借了一块门板做担架，并找了两位老乡帮忙，打算把刘文华送到邻近的医院去治病。只要翻过前面的山岭，再穿过敌人封锁的公路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抬着担架又走了一段路程，蜿蜒的公路已经近在眼前。这时已是凌晨两三点。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一行人抬着担架钻到公路旁一个农民看庄稼的小窝棚里。从窝棚的缝隙向公路上望去，只见日军骑着马不停地在公路上巡逻，几步就是一个岗哨，立刻穿过封锁线是不可能的。此刻，刘文华因为疼痛加剧几乎休克，他强忍病痛吃力地对身边的沈少星干事交代了工作，并准备了万一不测的遗嘱请战友转告他的妻子。身边的战友含着泪从挎包里取出了精心保存的钢笔，一笔一画地记录着：

“我现在受着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的疼痛。倘若我是普通人，我宁愿自杀;但对共产主义者，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觉，就是在与民族敌人苦斗面前，我一定会苦斗到最后一息。就是死，我也不愿违背共产主义者美德。我相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相信坐镇华北领导抗战的彭德怀同志，相信党的土地政策、‘三三制政策，相信新民主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我爱我的同志，我亦有时怪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但是恨我仇敌。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的。”

在战友的搀扶下，刘文华用尽全身最后的气力，在遗嘱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眼见着天已蒙蒙亮，刘文华疼得大汗淋漓，渐渐无法谈话，失去知觉休克过去。拂晓时分，战友们抬着担架折回去寻找打散的部队。在走到西沟村时，刘文华的病势逐渐加重，呼吸微弱，手脚冰凉，最后心脏停止了跳动。

战友们悲痛地取出他留下的挎包，在一些随身用品中有一本自制的精致小相册，贴在首页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照片，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围巾，身后是一幅大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龚澎在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留下的珍贵照片。此外书包里还有一张发旧的贺卡，里面别着一缕龚澎的黑发。另外还有两封夹杂着英文的短信，那纤秀的文字是龚澎的字迹，那上面记述着她在重庆的见闻与感想。

一位坚定的年轻革命者就这样身殉太行！

虽说有了些预感，但惊悉这撕心裂肺的噩耗，病体初愈的龚澎还是无法承受这残酷打击！自己如此敬爱的父亲、如此深恋着的新婚丈夫，怎么一下子都离她而去了呢？

痛苦、悲伤、失意、惊恐、苦恼一起向龚澎袭来，几乎要把这位坚强的女性压垮，那天，龚澎将头蒙进被子里整整地躺了一天一夜……捧读着丈夫在临终时特意给她留下的遗书：“……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这字字句句，让龚澎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信末丈夫所签的字迹扭扭曲曲已变形，可以想见当时他的痛苦。

龚澎读到此处，早已泪流满面。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

然而，生活还要继续，战斗仍在进行。11月29日的深夜，在重庆红岩村的办公室里，龚澎给命运相同的好友吴青回了一封长信，其中写道：“人的生死既不单纯由自己主观决定，也不能由爱他的人决定。人和爱他的人是希望他在生的旅程中多做点事，而且和他相处多些，可以多得到他和给他一些爱护和帮助。……像父亲、文华这样充满着生命力和战斗意志的人，不也是按着这规律而消逝在大自然中了吗？！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留下来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

“我爱着太行山那块贫瘠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生活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里坚持抗战和敌人作殊死战斗的同志们、老乡们。……你放心，我会顽强地接受文华遗留下来给我的责任，我会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几年，但愿能使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有益于党的事，在这大时代中，我绝不会被私人的感伤所湮没，因为这便不是父亲教养成人的我，也不是文华所期望的我。”

想起太行山上那棵刻有爱情见证的杨树，龚澎在给吴青的回信中恳求道：“假使他安眠的那块地，不被战争的炮火所毁损，还在我们队伍保卫之下，等明春雪融冰化的时候，我恳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种植一些树秧;让他知道这是在辽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

龚澎的这封用血和泪写成的长信，后以《纪念文华》为题发表于《新华日报》（重庆版）1942年12月6日副刊。

此后，龚澎将所有的悲痛压在心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战斗中去。在红岩村顶层东侧的小阁楼上，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门厅里，龚澎利用一台老式打字机，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等文章翻译成英文，她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病倒住进了医院。

当年与龚澎朝夕相处的张颖，在回忆起这段不幸的经历时，充满深情、充满敬重地说：“……后来龚澎就对我说，也是的，我也不对，前方牺牲那么多人，我牺牲了一个亲人，也不是特别的意外嘛！她后来就拼命地工作……”在周恩来的撮合下，1943年，龚澎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留德哲学博士、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乔冠华结为伉俪。之后，龚澎历任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组副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组长。新中国成立后，又历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新中国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她的才干，她的人格魅力不仅为她的同事所钦佩，也令无数对手所折服。周恩来评价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1970年，中国外交事业的先驱者之一、杰出的外交家、一代才女龚澎病逝，享年56岁。

红岩村的两地情书终于没能编书出版，但是这份情深意切的相思相勉早已铭刻在太行山上，书写在红岩村的天空，想来，太行山麓的那棵杨树已经根深叶茂了，不知还能找寻到它的踪迹吗？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