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祥
2000年，我这个昔日的汽车配件厂厂长从密云县搬迁到顺义县，由于不甘心搬到顺义后当一个农民工的艰苦生活，便托人到北京的出租汽车公司租赁了一辆夏利牌二手小轿车。当汽车开回家后，一家人都拿它当宝贝一样对待：孩子显然是不让碰的，老婆把它擦得锃光瓦亮。公司头三天不收份儿钱，一是让你熟悉一下汽车的性能，二来可以带上家人去县城兜风。就这样，过了三天愉快的日子。
第4天，我便开上了心爱的座驾驶进了离我家30公里的北京城，在县城开惯了汽车的我，一进三元桥就慌了神，眼睛都不够使了——上看红绿灯，下看分道线，三要看着打车的乘客，四要看好站在路口的警察，五要看好穿行马路的大爷大妈和大小朋友。一开始，我根本不敢往人多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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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北京各大出租汽车公司到处充斥着像我一样在农村乡镇企业当过厂长、科长、业务员之类的人物。我们私下里管这些人叫：“落了马的皇帝，翻了船的强盗。”他们大多是八九十年代北京城里下放工厂支援农村时期的农民顶尖人物。由于2000年后乡镇企业大批倒闭，这些人仗着十几年和北京总厂领导都熟悉，自己的厂里大多都有汽车，所以，近水楼台，不用花多少钱自己先学了车本。他们来到北京开出租车一靠人精明二靠路线熟悉，在几年之内都挣到了第一桶金。有的先于别人住进了楼房，买了私家汽车，成了农村中先富起来的一族，同时他们也带动了京城的出租汽车行业市场。
那时候的出租汽车大约每天要交份儿钱140元左右，汽油钱40元左右，加上吃饭喝水10元左右。当时人们流行一句话叫：“每天一睁眼就欠公司200元钱。”这话也对也不对，其实公司每天只收不足150元的份儿钱，只要你少违章，一个月收你大约4500元，好一些的公司只收3800元到4100元。收份儿钱最多的是那些乡镇企业办的和一些个人合股办的出租公司，他们最黑。黑到什么程度？现在说起来您都不信，那时的出租汽车指标非常紧张，每个公司都大量招收农民工司机。原因一是好管理，二是押金高，城里司机收押金3万元，农民工收5万元。而那时的农民工合同到期以后很少有人能将全部押金都领回的。因为当你交车时，公司总是在汽车的磨损、外观等等地方做点文章。农民工急着拿回自己的血汗钱，因为这些押金很大一部分是靠亲戚朋友帮助借来的，所以也就只好忍痛让公司宰这一刀。如果有的车发生交通事故，放在那里的5万元风险抵押金让你拿走2万就算不错了。再后来又实行你交5万，合同到期给你4万，那一万留待半年后再给你。这样做的公司还美其名曰：“你走以后交管局再发来违章单没处去扣。”就这样七扣八扣，风险抵押金能回到司机手里可说是所剩无几了。
虽然被抢劫的几率就像彗星撞地球一样，但2005年以前首都的社会治安不是太好，出租汽车司机便成了抢劫犯罪分子的主要目标。公司每月给司机开二至三次例会，会上公司经理不厌其烦地说的就是让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和治安安全。那时候大多数人还没有手机，好一点的有一个呼机。出租公司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用的传呼机，他们每天24小时开机，每当呼机“嘟嘟”一响，他们的心就会紧张起来，尤其是在夜间——不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就是发生了治安抢劫。
北京交管局每年为出租司机做一次交通治安培训，先是在十里河，后来搬到西客站南边的六里桥一带。在培训期间主要是看录像里犯人如何抢劫出租汽车的案例，叫司机们引以为戒，并教给司机如何防范。三天培训后发毕业证，从这时起出租汽车司机从两证变成了三证。在培训中令我记忆犹新的有三个案例，血的教训让我们每一个参加培训的司机都难以忘怀。第一个案例是一个复员转业军人，这人在军队里是特种兵排长，转业后向上级要求自谋出路，战友在出租汽车公司当经理，便顺理成章地来公司当了出租汽车司机。每天出车前战友都要叮嘱，千万别干太晚了，注意人身安全。他总是说，在部队时六七个人都不是我的对手，我的车总不能坐八个人吧。就在他干了28天后的这个夜晚，被4个东北人骗到了香山用绳子给勒死了，抢走了他身上的190元钱，汽车也被人家给抢走了，战友知道这事后急得昏了过去。
第二个司机姓张，他这天身体不好，早晨叫他老婆用出租车去送孩子上学，回来时有3个人打车，他们将她骗到了通县与河北交界处，将那个女人杀害了，抢走了出租汽车。还有一个女司机在西客站拉了4个客人，说是去南苑机场，女司机心想，从西客站到南苑机场不足20公里，天虽然有点晚了，但机场里都有解放军站岗，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可是，当汽车进入机场路500米后，客人并不上飞机而是要她将汽车右拐。司机向右拐了一公里后发现汽车已经驶离了机场大院向荒郊野外驶去，女司机这才知道上了当，但一切为时已晚，歹徒将司机捆了起来放到后备厢里，将汽车开向大运河。女司机在后备厢里慢慢拔开了后锁从车里滚了出来，又向河岸附近的灯光处爬去，2个小时后才爬到有灯光的地方，原来是个兵营，是解放军战士救了她。后来，她们全家给解放军战士赠送了锦旗。
那时候的北京郊区，出租汽车司机往北怕去香山，往西怕去石景山，往南怕去南苑机场，往东怕去通县（现在已经改为通州区）。
在出租汽车行业极其艰难时期，有大量的郊区农民工涉足这个行业。在2005年之前由于养家糊口，大部分农民工都是40岁以上、55岁以下者。近几年大有年龄下降的趋势，刚出校门的学生比比皆是，而城里人干这行业的却越来越少了。因为城里人干出租根本就不挣什么钱，早晨起来7点多了还要送老婆去上班、送孩子去上学，等到自己能拉活了也上午9点多钟了，拉几个客人就到11点半了，再回家吃中午饭，睡午觉到下午2点再去拉活，坐车的人也都上班了，下班还得接老婆下班孩子下学，既拉不了早也拉不了晚，到月底一算账还欠公司几百元呢。就这样，大部分城里司机慢慢地退出了这个行业。郊区人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十多年前的郊区农民司机，他们整天吃住在车上，每天工作18个小时是平常事，每月挣八九千元的也不稀罕，当然挣四五千元的人居多。也有赔钱的，那毕竟是少数，这些人不是赌博、嫖娼，就是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城里人退出出租行业还有一个原因。2006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在即，上级决定新更换的现代索纳塔和伊兰特汽车一律不许安装车内安全防护网，那一年闹得人心惶惶的。最后，没有安装防护网车辆的治安案件明显上升，市公安局不干了，这才把更新的2.8万辆出租汽车全部安装了防护网，这样城内的出租车治安案件才明显下降了。不过，防护网经过革新，从质量到外观有了明显的改进，使客人乘着北京的出租汽车更舒服了，而这时的农民工出租车司机更进一步占领了出租车行业市场。
郊区农民占领出租车行业市场以后，用城里人的话说是农民工扰乱了出租车市场，也搅乱了出租行业这潭净水。出租车司机拉活的方法一是扫马路，就是司机开车无目标地巡视，发现有客人打车就停车。二是趴五站一场（北京站与南、北、东、西站和首都机场） ，因为东站客人较少，所以习惯都叫四站一场。农民工司机不大敢去这几个站场趴活，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城里司机在筛活。所谓筛活就是凭着自己和管理人员有交情，上前问客人去哪里。如果路远、挣钱多的活他们就去，如果路近不挣钱的活他们就让给下一辆。如果下一辆司机也是城里人，两人就可能打起来;如果是农民工就得拉上走人，如果不走管理人员也不干，所以，农民工兄弟只好大部分时间都在扫马路。我哪怕从别的地方拉一个客人送到四站一场，我也把客人放下再去扫马路，很少在那儿趴活。农民工在宾馆饭店趴活也受到门童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有的大宾馆饭店根本不允许门童不认识的司机拉活。在出租行业还不规范的那几年里，有的出租公司还会雇用打手，对农民工司机克扣押金、动辄罚款，还不给农民工上保险，更有甚者对农民工大打出手。
生活在夹缝中的农民工，他们大多也是农民中的精英，出租车行业在农村中流行一句话叫“好人不干，赖人干不了”。在经济利益的驱驶下，出租汽车司机弄虚作假的事情也应运而生。最开始时，只是小打小闹地给客人绕路，故意算错账（一般客人找钱时自己不算，大部分人只凭司机一句话便下车走人）。再后来就是换小一号的前轮，10公里的活表上可以显示13公里。最后变成在计价器上动手脚，司机兜里放一个像汽车遥控开关一样的东西，客人从机场一上车走出十几公里以后司机便和客人套近乎，转移客人视线，再把遥控器一按，计价器就会像疯了一样飞快地跳转起来。本来从机场到三元桥大约50多元钱，可这样做后的计价器能打出150元来。如果到中关村或到玉泉营就可以打出300元至500元左右。不过，这种做法如果让交管局稽查的逮着，可就倾家荡产了。5万元风险抵押金一分不退，立马走人，到那时哭都来不及了。奥运会之前的那两年，因为这样做被稽查查到后，京城各出租公司开除了不少人。
出租汽车司机除了每天为份钱、汽油钱奔忙之外，还要和爱较真、爱刁难的客人打交道。如果有客人投诉你绕路，那你的麻烦可就大了。如果投诉成立，不但公司领导要和你去向客人赔礼道歉，把绕路钱加倍还人家，公司还要接受罚款，至少三天白干。尽管投诉电话很难打通，可要让你赶上了也够你难受的。
作为一个北京出租汽车司机，北京城的堵车不能不说。因为北京堵车，乘客谎话连篇比比皆是。我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客人一上车便掏出手机向对方道歉：“某总啊！实在对不起，我从某点便从家出来，可是一直堵在路上，过不去，请你原谅。”其实当时道路根本不堵车，他们才从被窝中爬起来。我曾看到在一篇《破解北京城市交通拥堵之谜》的文章中写道：“这样的谎话，严肃地考验着生活在北京的人们的诚信。”
出租车司机收假钞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夜里。其中有80%是客人有意识地想从出租车司机手里换真钱。有的被司机看出是假钱，要求调换时，客人便大打出手。我的一个朋友就被人打断了两根手指。一般我碰到这种客人只好自认倒霉。所以，家中至今还有好几张假钞。留下它们，也是我对开出租汽车那几年的回忆。
出租车司机和警察打交道是家常便饭，只要交警一给司机敬礼那也得损失几百元，尤其是奥运会期间。司机如果有一个交通违章，别废话，停车三天。回公司把车钥匙交给公司领导，学习交通法规。一个月如果两次被警察敬礼，有的公司就把你给炒鱿鱼了，还要扣很多风险抵押金，在那时期出租公司更换司机很频繁。我开始干出租时对交通法规不太精通，所以经常挨罚。这时候只能和警察套近乎，不管是密云的还是顺义的都称呼老乡，有时也不起作用。那时公司规定，一个月违章绝不允许超过三次，所以只要有人救你一次，那真是天大的幸运。有一次在北京站，我违章拉一个客人被警察敬了个礼，我忙掏出驾驶本，警察一看我的驾驶执照身份证号是密云的，住址是顺义的，便问我究竟是密云的还是顺义的。我说我是密云搬迁到顺义的。他问密云哪村的，我说是石匣村的。他说石匣王某是他姥爷，我赶紧说王某某是我同学，他说那人是他大舅。他把驾照还我并没扣分，还让我代他问候他大舅。我一口答应并和他握手告别，可至今我也没有回石匣，心里总觉得欠他一个人情。
不过，开出租汽车也有开心的时候，一辆租来的汽车变成自己的私家车，在那个车少人多的时代，农村人能开一辆崭新的伊兰特回家，既可挣钱养家糊口，还可以带孩子老婆去兜风，那也是很惬意的事，同时也招来街坊四邻的羡慕。尤其是两个孩子在北京上班上学，周六日可以接送孩子，孩子读书费用很大，基本不用去为学费烦恼，虽不算农村的富裕户，但也离小康只有一步之遥。还有比别人更近距离接触名人的机会，虽然没让他们签名合影，可也有向人们吹嘘自己和名人接触的自豪。
这些年我接送过不少名人。葛优在积水潭医院打我的车回北京电影制片厂，他笑着和我聊天，我还开玩笑地让他不要把帽檐拉得太低。在玉泉营环三环家具城，郁钧剑坐我的车到中央电视台，一路上我们谈得很高兴。在东直门地铁站，上来一个客人，我一看，便对那人说：我看你有些面熟，好像一个人。他问：像谁？我说：像唱《阿莲》的那位。他说：对，我就是戴军。我们聊了一路，我一直把他送到北京电视台，还依依不舍。
我开了8年出租汽车，在这8年中，出租行业也涌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和先进个人、英雄模范。有勇斗歹徒、保护群众利益而负伤的勇士，有劳动模范于凯，热心帮助他人的何素丽女子车队，更有成千上万不知名的先进人物、“的士之星”。他们默默无闻地奔忙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为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我在这8年中，除了开好出租车以外，更多的是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人们，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知识。2005年以后，为了迎接奥运会，我把我的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到了北京的公益环保事业上，并光荣地被北京奥委会选拔为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2008年我的出租司机合同到期，我便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到北京的环保公益事业上。每到城里开会，坐在出租汽车上，总有那么一些怀旧的感觉，向司机问这问那。我看到现在的出租车司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个个年轻而朝气蓬勃，他们的英语水平更是一流的，给北京的出租汽车行业增加了新的力量。虽然我已退出了这个行业，但我依旧怀念过去在北京城里开出租的日子。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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