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史看钱学森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_高中_

吕成冬+盛懿

[摘要]钱学森不仅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中共党史上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交通大学读书以及留美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活动；回国后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悟愈发深刻并系统地学习，同时在工作中自觉地将其作为思想指导。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的探索和创新，体现出坚定的信仰。考察钱学森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既可以展现中共党史上优秀人物的品质，又能起到丰富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对象的作用。

[关键词]党史；钱学森；马克思主义；心路历程

[中图分类号] K82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11-0012-03

钱学森不仅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中共党史上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事迹已经载入《中共党史人物传》。[1]但学术界对他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尚未系统论及。事实上，他在交通大学读书以及留美期间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活动；回国后经历了从感悟到学习、再到信仰的发展，同时还在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行探索和创新，前后过程持续六十余载。在此过程中，他发表了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由表及里，据此可以考察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据钱学森自述，192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三时，有同学提及列宁，但他并不知道“列宁是俄国的革命伟人”，“更不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2]直到1929至1934年他在交通大学读书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外围组织活动。1930年暑期，钱学森因伤寒休学一年，在杭州休养期间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布哈林的《历史的唯物论》等，对唯物史观产生浓厚兴趣。几十年后，他仍记忆深刻地说：“休学一年对我也有好处，乘机看了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书，对国民党政府的所作所为知道了点底细，人生观上升了。”[3]休学期间，他与表弟李元庆交往甚密。李元庆是我国著名音乐家、大提琴演奏家，当时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音乐。他们常去杭州青年会听音乐，聊天话题逐渐从音乐延伸到人生观和价值观。钱学森侄女钱永龄回忆时提到：“他经常向学森伯父灌输进步思想，讲述民族危亡现状，一心希望早日唤起全中国各民族的伟大觉醒。那时，他经常向学森伯父偷偷传阅《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等进步书籍。”[4]

1931年钱学森结束休学回校后，开始接触到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和读书合作社，且多次参加它们组织的活动。但党的外围组织很快受到破坏，钱学森也与其中断联系，但他因此结识后来被称为“红色院士”的罗沛霖。1931年，罗沛霖从南开中学考入交大电机工程学院，是钱学森学弟。他们经常谈论“社会革命”问题，钱学森曾对罗沛霖讲：“这个政治问题，不经过革命是不能解决的，我们虽然读书，但光靠读书救不了国。”罗沛霖晚年回忆说这句话对他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信仰是始终不渝的”。[5]1935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后，仍与罗沛霖通信，还约定一起去革命圣城莫斯科。其实，钱学森留美期间曾参加过美国共产党组织的读书会。1950年，一位叫阿尔布雷克特的美国人告诉联邦调查局，钱学森多次出席俄裔美国人西德尼·魏因鲍姆主持的共产主义小组讨论会，且支持共产主义。[6]正因如此，1949年5月14日，香港大学教授曹日昌致函钱学森，转达“北方工业主管人”希望他回国，并“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时[7]，他便立即做出回国决定。但由于美国的阻扰，钱学森及其家人滞留美国长达五年之久。

应当说，钱学森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还是感性的，直到1955年回国后才有了直观体验，产生了迫切希望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动力。钱学森秘书张可文回忆说：“在力学所的时候，我经常见到钱先生和郭永怀先生两人，利用晚上加班的時间学习、讨论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8]

在学习过程中，钱学森逐渐感悟到马克思主义与技术科学的内在关系。1956年，他撰写《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时写到：“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我们把理论和实际要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髓了。因此，我以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技术科学家们都是自发的辩证唯物论者，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总结的。而有了辩证唯物论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技术科学的研究上去，提高研究的效率，少走弯路！”[9]可见，他已经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作。1957年6月14日，他致函山东工学院院刊编辑室时感慨，回国后发现在美国摸索出的科研方法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早就讲过了，而且“那套科学研究方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都有，不但有而且那里说得比我更完全、更精细”。[10]

故此，钱学森回国后很快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政治信仰。1958年9月24日，他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并于10月26日经组织讨论同意入党。1959年1月6日，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党是前进的指路明灯》一文，指出：“如果对自己要求不高，在党外是能够作出一些成绩来。但是，一个对自己有着更高要求的人、愿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大更好的贡献的人，他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靠拢党、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愿望。”[11]至此，钱学森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工作甚忙，但他仍不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66年以后，很多科研工作无法正常开展，钱学森便潜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说：“学了以后，就觉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讲的这些话对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确实有启示指导作用。”[12]

在学习过程中，钱学森还与他人进行讨论、交流心得体会。例如，1972年12月5日，他致函叶剑英时说：“我是搞科学技术的，就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个方面，而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不影响到上层建筑，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不影响到军队的组织。这个道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阐发得很清楚。”[13]不难发现，随着学习的深入，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内涵和外延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宁唯是，钱学森还从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总结经验，说：“要向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同志，向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聂荣臻同志学习，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说到底是一个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处理问题。”[14]endprint

可以说，钱学森通过学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更加坚定了信仰。因此，他曾旗帜鲜明地宣称：“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社会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15]这反映出钱学森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思想自觉。

1982年，钱学森在给大学室友郑世芬的信中说：“我一切安好，已退居二线，正设法回到学术工作；重理旧业，不知能否有点结果？”[16]所谓“重理旧业”，就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探索和创新。钱学森一直呼吁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强调：“搞科学技术的人要深化、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这是中国人的一项任务。”[17]钱学森以此为出发点和目标，晚年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二十余载，提出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

第一，总结一百多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1987年钱学森在中央党校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今天科学技术展现的已不是当年恩格斯看到的情景，要补充一百年来科学技术发展新成果，“不能光局限于现在看到的这本《自然辩证法》，而要努力编出第二本《自然辩证法》，二十一世纪的《自然辩证法》”。[18]同时，他还建议哲学家，“要看到今天自然科学、科学的社会科学正在处于重大突破的前夕，正酝酿着一系列技术革命，所以要力求主动，不断吸取新科学技术的成就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素材”。[19]

第二，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钱学森在阅读《张岱年文集》时受到感悟，向张岱年提议：“把中国古代思想中的精华提炼出来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西方思想中精华，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没有了解中国古代思想，是个遗憾。”[20]钱学森提出此观点是基于他的分析和判断，即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并未包含中国古代思想，如今时机已成熟；而他则亲力亲为，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整体观，引入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核心指导地位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第三，提出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1980年代，受到海外学术思想的冲击，基础科学研究者普遍疑惑是否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钱学森鲜明地回答说：“基础研究，不论纯基础研究还是基础应用研究，都是探索性很强的工作，人的主观能动性非常重要，‘死心眼儿不行，机械唯物论也会误事；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这是我们之所长。”[21]1990年3月17日，他在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再次重申：“作为中国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在中国工作，在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工作，要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要立足于很高的制高点，也就是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制高点上，来统揽全局。”[22]

钱学森自称他的行为是离经不判道，说：“我这个人‘离经这个罪名是免不了的了，因为讲了些经典著作上没有的东西；但是我不承认我是‘叛道：我是坚决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道的，可是我不迷信书本上讲的东西。”[23]这真实地展示出钱学森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正如他所总结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知识的科学最高概括”，“因而是指导人思维的明灯，是智慧的基础”。[24]

参考文献

[1]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钱学森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揭幕典礼上的书面发言[Z].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档号：RW-钱学森-1930.

[3]回顾与展望[Z].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档号：RW-钱学森-0002.

[4]叶永烈.钱学森[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85.

[5]罗沛霖.浦汇·矶市·燕城——忆钱学森兄的二三事[J].神州学人，1990（5）.

[6]张现民、吕成冬.1950年钱学森回国行李被扣始末[J].西安交通大學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7]吕成冬.钱学森：鲜为人知的回国细节[N].中国档案报，2014-12-12.

[8]张可文.女秘书眼中的钱学森[J].文史博览，2013（1）.

[9]钱学森.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J].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7（1）.

[10]钱学森.谈对“先专后红”问题的看法[J].文汇报，1957-06-14.

[11]钱学森.党是前进的指路明灯[N].中国青年报，1959-01-06.